康乐和顺韩城鼎
康乐和顺韩城鼎，亦称“周•晋姜鼎”，产生于春秋初期，北宋中叶出土陕西韩城。器主为晋文侯夫人晋姜。铭文叙述的是晋姜辅助晋文侯建功立业的事迹。史著称：“其铭文款识条理，有《周书•誓诰》的文法，其纹饰也精妙绝伦，可谓一时之冠。”
韩城鼎与西周早期大盂鼎、晚期毛公鼎齐名，较早较完整的传播周公“德之说”思想。铭文中“经雍明德”和“慎身勤政”的思想，在研究春秋政治与伦理思想上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我们弘扬民族传统道德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社会意义。
寻觅韩城鼎
秦忠明
“韩城鼎”这一珍贵鼎器因北宋中叶出土于陕西韩城而得名。目前鼎器虽无迹可寻，但有北宋《宣和博古图》等书传世，尚能填补“失者终不可得”这一令人痛惜的历史缺憾。
《宣和博古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集古器物图录之大成的专书，也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金石学著作。他荟萃了北宋宫廷所藏青铜器之绝代菁华。所著录古器物都定有器名，附有精细的摹绘图像、铭文拓本，并藉有器物样式尺寸、重量、容积与纹饰。此书虽是当时资料的整理与汇集，但在今日却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宣和博古图》为我们定格那些失传古器的美好剪影。大量失传之古器，将依赖出书得以传世，为后人之所见所闻。
我国的青铜器最早出现于三千多年的商代，系以青铜为原料，经过冶铸而成生活、生产用具及兵器。历时一千余年的青铜器铸造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研究商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早在古代，青铜器就被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受到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的广泛重视。在汉代，时人便知晓青铜器的珍稀和宝贵。两宋时期，兴起鉴收及著述古器物热，青铜器成为当时珍贵的收藏品之一。现存最早的研究古器物图录的专著包括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就先后产生在这一时期。《宣和博古图》是宋徽宗敕令撰写的，著录自商代至宋的青铜器839件，为皇室在宣和殿等御府所藏，及宋代所藏青铜器之精华。宋徽宗在位被视为北宋政治最为腐败的时期，然而由于徽宗本人的兴趣所致，当时朝廷的文化事业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关于《宣和博古图》所录古器，史载：在历经北宋末年“靖康之乱”的大浩劫，宫廷所藏古器绝大部分被金人肆行劫掠，辇载北上，最终被金废帝完颜亮毁弃无余，造成无法挽救的损失。学术界称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史上的第一大厄。
韩城鼎是否毁于这一文博大厄，尚无权威解释。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韩城鼎虽不可铸九，也不会铸三。不管铸五还是铸七，总不至于全部灭失。我们亟待揭开这个谜底。
“韩城鼎”铭文、图像、铭文拓本等见著于《宣和博古图》，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资料。我们尚能通过《宣和博古图》一书，覓见这一珍异鼎器的身影，实为不幸之万幸。
靓丽文化标签
韩城历史久远。始于夏，夏商称雍州龙门。至于周，先为国，后为邑。西周为韩侯国，梁伯国。春秋初，称谓韩原。春秋至战国，始终处于秦晋共处与争夺的前沿，形成独具一格地域文化。
“韩城鼎”是承载春秋初期韩城变迁和文明交融碰撞多种信息的历史信物，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不仅证实3000年前韩城的存在，而且表明韩城是秦晋文化交融的聚焦点。
“韩城鼎”为晋文侯夫人晋姜所铸，叙述的是晋姜辅助晋文侯建功立业的事迹。晋姜是姜太公后裔、齐国公主、晋文侯（公元前780－746年在位）的夫人。晋文侯在位期间，是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公元前757年，晋文侯灭韩侯国。八十年后（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封叔父姬万于韩原，世称韩武子。如果说司马氏入少梁是晋人第二次西迁，那么，韩武子采邑韩原则是晋人的第一次西迁。晋人西迁，开始了中原文化与关中文化在韩原大地水乳交融的碰撞。
在春秋初至战国长达500年之间，晋人的西河之地一度占据关中东部与东北部。灿烂的中原文化以他天然吸引力，为逐渐崛起的秦人提供向东东扩展的良机。韩城则始终处于秦人与晋人共处与争夺的前沿，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蕴育出韩城地域文化在陕西东府位居一格、率领风骚的地位。“韩城鼎”何以出土于韩，史无记载，但他作为韩城现存最早的物资文化遗产，毋容置疑，则是春秋初期秦晋文化交融于韩城的标识。
“韩城鼎”是秦晋文化交融碰撞后出现的一种个性文化色彩，他兼容关中文化与中原文化的风格。其铭文款识条理，有《周书•誓诰》的文法。文字作长方形，端庄凝重，布局较整齐、规范，与西周晚期金文形似。其纹饰也精妙绝伦，形制不失中原鼎器的风韵。他是秦人与晋人在鼎器文化上的水乳交融，史籍称 “可谓一时之冠”。
“韩城鼎”铭文之“经雍明德”和“慎身敬德”思想，为韩城地域文化形成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价值。“经雍明德”是倡导先做人，再做事。要求净化自己的德行，达到内心清明清正；要求举止良善，能显示自己的美好人格行为。“慎身敬德”是修炼道德，以保其身。要求自觉践履，慎身慎政；要求和善友好，泽厚祈福。这一简朴的说教，在韩城古老历史旅途中广为传布，影响着韩城的一代又一代。
“韩城鼎”作为韩城城市文化符号，既是人文研究之重要史料，也是凝聚情谊之文化纽带，更是方家收藏之珍贵礼器。数典不忘宗。我们认真解读韩城鼎铭思想理念，把握好传统文化的脉络，诫敕鞭朴，管束自己，驱使自己，让这一古老的文化印信在实现“中国梦”、“韩城梦”的征途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泽厚祈福韩城鼎
《清乾隆•韩城县志》十六卷为鼎鋗考。鼎为“晋姜鼎”，鋗为“梁山鋗”。笔者曾细细品读“晋姜鼎”铭文，发现其中蕴涵着“经雍明德”、“慎身敬德”的思想，这是先祖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晋姜鼎”于北宋中叶出土陕西韩城，学术界亦称“韩城鼎”。现存最早见著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吕大临《考古图》。其后,王黼《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及王俅《啸堂集古录》等均有著录。北宋欧阳修、刘敞、杨元明最早对鼎铭文进行梳理,后有孙诒让、吴生、于省吾、郭沫若、陈连庆等学者相继述议，对文字考释、史实阐释及断代等方面的问题基本解决,为研究春秋政治与伦理思想提供重要历史史料。
春秋时期，青铜器主要是各诸侯国及各国内卿大夫所制。因此，这一时期的金文多反映诸侯、大夫的社会活动及其典章制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地域性特征。
“韩城鼎” 为晋文侯夫人晋姜所铸。 以诸侯夫人铸造重器，在青铜器中实为罕见。叙述的是晋姜辅助晋文侯的事迹。晋文侯（公元前780－746年在位）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早期晋国的君主，是晋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史称：平王东迁，政权得以平稳过渡，皆为文侯之功。
据王黼《博古图》所示，“韩城鼎”为附耳挂边，平沿外折，弧腹平底，下承三蹄足。腹部饰波曲纹, 颈部、足部饰兽面纹，有铭文有121个字。其大意为：“在周平王九月丁亥这一天，晋侯夫人晋姜说：我继承逝去的婆婆来管理晋国，我不敢安于逸乐，经常注意品德修养，慎重谋划事情。精心辅佐我的夫君晋侯，恭敬虔诚，发扬光大其事业，以永不坠落。壮美我的京师（晋国的都城），治理我的黎民。晋侯嘉奖我，赏赐食盐千两。我没有辜负晋侯尊贵的命令，派人贯通道路，发展生产，征收赋税。我取得上好的铜料，用来铸成这件宝鼎，以娱乐远近的君子。晋姜祈求把宽裕、豁达、长寿作为晋国的治国根底和准则；祈求上苍保佑子孙健康长寿，祭祀不绝，国运长久，万年无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每个人心中可以共通共享的因子。探索这一淡忘的远古文明，利用现代科技，复原“韩城鼎”，让更多人分享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物质文化遗产之瑰宝
——灭失文物“周·韩城鼎”复原成功
文/秦忠明
北宋中叶，韩城出土一尊周代青铜器，学术界称“韩城鼎”，或称“晋姜鼎”，原鼎器已灭失。陕西司马迁史记博物馆以保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为己任，策划复原“周·韩城鼎”，于2015年9月初熔铸成功。这一珍贵的物资文化遗产将存放在司马迁史记博物馆并向社会公众展示。
“周·韩城鼎”复原工作首先得到韩城市委书记杨炳拓、市长李智远的肯定与支持。这是以独特的方式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其价值取向符合国家当前政策导向和韩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需求。是一种很好的弘扬民族文化的途径，无疑是一件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划时代的文化工程。韩城籍著名学者西北大学原副校长杨春德、韩城市政协主席冯双民全程参与，统筹协调。使复原工作得以顺利进展。
“青铜鼎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也是东方文化的象征和缩影”。复原“周·韩城鼎”专家组组长、陕西著名青铜器及金文学者张懋镕先生说：“周·韩城鼎是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品级，对研究两周之际晋国的历史和韩城的历史地理均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青铜鼎为国之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功记绩。“韩城鼎”产生于春秋初期，为晋姜所铸。其铭文叙述的是晋姜辅助晋文侯建功立业的事迹。晋姜是齐国宫廷女子、晋文侯夫人。晋文侯（公元前780年——公元前746年在位）是晋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晋国迅速崛起，出现其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公元前757年，晋文侯灭“韩侯国”改称“韩原”，拉开了秦晋文化在韩原大地交融碰撞的帷幕。“周·韩城鼎”就是标识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信物，承载着春秋初期韩城变迁和文明交融碰撞的多种信息。
“周·韩城鼎”铭文蕴涵深厚。其“经雍明德”、“康柔绥怀”、“绰绾眉寿”和“慎身敬德”、“恭敬虔诚”、“泽厚祈福”以及“盐铁贸易”等思想，闪耀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璀璨光辉，为韩城地域文化形成提供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价值。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每个人可以共通共享的因子。复原“韩城鼎”，探索这一远古文明，让更多人能分享民族文化的精华。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以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强化文化自觉，弘扬传统美德，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所在。
复原“周·韩城鼎”这一珍贵礼器，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繁重的文化工程。“周·韩城鼎”有关数据包括体量、形制、质地、纹饰、文字、图案等历史信息虽屡屡见于史籍，但由于记载甚远，语焉不详，虽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难成定论。经过仔细观察、推敲琢磨，发现在器物形体尺寸所示数据虽有出入，但摹绘图像的格局基本一致；纹饰形态虽有差异，但饰物造型风格大致相同；铭文书写虽有不同，但金文形体章法基本接近，这就为我们复原工作留下较大的思维空间。基于此，本着“忠于历史、取信后人”的态度，我们对清乾隆《韩城县志》、宋《宣和博古图》、近代《中华古鼎金文大系·金文文献集成》和《中国历史文物》杂志等图文资料认真进行梳理，经过综合分析后基本厘清鼎器的形制、纹饰、体量等主要数据。依据这些信息将文献辑录的摹绘图还原为立体成像，遂定格下失传鼎器的美好剪影。在鼎器腊膜制作过程中，严格掌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尺度，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本依据，同时开拓今人的智慧与方式，对原始资料信息中的疏漏，按照时代文化背景的需求，进行必要的创意还原。参考韩城梁代村古墓出土春秋初期“中姜鼎”的信息数据，对口沿、及沿下棱颈等部位适当进行修饰，使造型尽量接近时代式样和风貌；主纹饰采用《韩城县志》所示，参照同时期鼎器相近纹饰予以完善；铭文采用《中华古鼎金文大系·金文文献集成》所示拓本，还特意在鼎器造型腹部波曲纹上充填上“溥彼韩城”四个篆字（语出《诗经·韩奕》）。这一填补，既符合当时历史文化背景的特征，又体现出时代文化环境的需求。
“复原韩城鼎”形制为：口微敛，斜沿较宽，方唇，浅半球形腹，圆底略平，下承三蹄足，内侧中空，凹呈C字形，腹部两侧设方形附耳，附耳与口沿之间以两个小横梁连接。口沿下置有一道扇棱颈。腹上部饰兽面纹，腹中部饰波曲纹，两纹之间界一道凸弦纹，耳的外侧饰重环纹，蹄足饰兽面纹。
“周·韩城鼎”是华夏人文研究之重要史料，也是传承民族道德理念的文化纽带。数典不忘宗。我们复原“韩城鼎”、解读“韩城鼎”铭文的思想理念，旨在把握民族传统文化的脉络，诫敕鞭朴，管束自己、驱使自己，让这一古老的文化印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复原“韩城鼎”专家组成员有西北大学教授张懋镕、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周晓陆、西北大学博物馆原副馆长侯宗才、西北大学副研究馆员贾麦明、周原博物馆馆长张亚炜。
附：“周·韩城鼎”铭文隶定及词句大意
“周·韩城鼎”铭文隶定：
惟王九月乙亥，晋姜曰：余惟嗣朕先姑君晋邦，余不暇荒宁，经雍明德，宣邲我猷，用绍匹台（读yi）辟，敏扬厥光烈，虔不坠，鲁覃京师，乂我万民。嘉遗（读wei）我，锡卤积千两，勿废文侯显命。俾贯通弘，征繁汤榷，取厥吉金，用作宝尊鼎，用康柔绥怀，远迩君子。晋姜用祈绰绾眉寿，作疐为亟，万年无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孙子，三寿是利。
“周·韩城鼎”铭文词句大意：
在周平王九月丁亥这一天，晋侯夫人晉姜说：我继承我逝去的婆婆来管理晋国，我不敢安于逸乐，经常注意品德修养，慎重谋划事情。辅佐我的夫君晋侯，恭敬虔诚，发扬光大其事业，永不坠落。壮美我的京师（晋国的都城），治理我的万民。晋侯嘉奖我，赏赐我食盐千两。我不会废弃晋侯尊贵的命令。我派人贯通道路，去征收繁汤的赋税，取得上好的铜料，用来铸成这件宝鼎，以娱乐远近的君子。晋姜祈求宽裕、广大、长寿，成为晋国的根底和准则。晋国万年无疆，祭祀不绝，永远保佑其子孙长寿。
-----传播“德”的礼器
清•乾隆《韩城县志》记载，北宋中叶韩城曾出土一尊青铜鼎器，学术界称“周•晋姜鼎”，亦称“春秋•韩城鼎”。藏于北宋宫廷宣和殿，失于“靖康之乱”文博大厄。其形制、铭文等最早见著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博古图》等古籍。北宋欧阳修、刘敞、杨元明最早对鼎铭文进行梳理,后有孙诒让、吴生、于省吾、郭沫若、陈连庆等学者相继述议。据王黼《博古图》所示，“韩城鼎”为附耳挂边，平沿外折，弧腹平底，下承三蹄足。腹部饰波曲纹, 颈部、足部饰兽面纹，有铭文有121个字。史著称：“其铭文款识条理，有《周书•誓诰》的文法，其纹饰也精妙绝伦，可谓一时之冠。”
鼎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印信。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鼎，作炊食器。而其真正发展的最高峰则出现在商代与周代时期。商代鼎为祭祀容器，周代鼎为立国重器，极具“高大、显赫、尊贵”之意。周代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会铸鼎，以旌功记绩。所以，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表现出浓厚的政治与文化特征，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鲜明标识。
标识黄河文化的历史信物
韩城历史久远。始于夏，夏商称雍州龙门。至于周，先为国，后为邑。西周为韩侯国、梁伯国、芮伯国。春秋初，称谓韩原。春秋至战国，始终处于秦晋共处与争夺的前沿，形成独具一格地域文化。
“韩城鼎”产生于春秋初期，器主为晋文侯夫人晋姜。其铭文叙述的是晋姜辅助晋文侯建功立业的事迹。晋姜是齐国宫廷女子、晋文侯夫人。晋文侯（公元前805年―746年）是晋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他辅佐周平王东迁，为东周初年的局势稳定作出重大贡献，深得周平王的倚重。在他统治时期，晋国迅速崛起，出现其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公元前757年，晋文侯灭“韩侯国”改称“韩原”。在春秋初至战国长达500年之间，灿烂的中原文化以他天然吸引力，为逐渐崛起的秦人提供向东东扩展的良机。韩城则始终处于秦人与晋人共处与争夺的前沿，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蕴育出韩城地域文化在陕西东府位居一格、率领风骚的地位。作为韩城现存最早的物资文化遗产，“春秋·韩城鼎”是秦晋文化交融碰撞后出现的一种个性文化色彩。铭文中“经雍明德”和“慎身敬德”的思想，为韩城地域文化形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价值。
传播周公“德之说”的礼器
周公“德之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较完整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其要义可以概括为“慎身勤政、慎政明刑”。这是为政之常理，但对身处高位、手握重权者来说，要自觉践履、始终以之，实属不易。因为人自身的本能、欲望与作为文化规范的“德”有所冲突：当人处于支配地位而又缺少外界压力与制约时，往往会放纵自己，凌虐他物。所以,周公诫之以“德之说”，对权势者行为引导与规范。要真正成为有道德文化的人，就必须以“德”规范自己、克制自己。这一简朴说教，在古老的华夏文明中广为传布，影响深远。
周公“德之说”思想最早见诸于铜器文，备受学界关注莫过西周早期大盂鼎、晚期毛公鼎和春秋初期韩城鼎。大盂鼎是周康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要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毛公鼎铭文是宣王对毛公的诰辞,其中要求毛公应“慎身勤政，慎政明刑”。韩城鼎铭文记载：晋姜辅助晋文侯“不暇荒宁，经雍明德，宣邲我猷，用绍匹台辟，敏扬厥光烈，虔不坠，鲁覃京师，乂我万民”。以及“康柔绥怀”、“绰绾眉寿”辞句和“自求多福”夙愿，为研究春秋政治与伦理思想提供重要历史史料。
“德之说”的基本理念
周公“德之说”思想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具有重要地位，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新局面。“德之说”基本理念有三：
第一是“自求多福”。意在引导人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人能享有多大的福、禄、寿，取决于自己的德行。这一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极具革命意义的伟大进步。
其次是“敬德保民”。“敬德”是对德保持敬畏之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保民就是保社稷、保国家。“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的核心是“根据民情、民意来治理国家”。
第三是“勤政无逸”。周公告诫必须勤于政事，反对逸乐，反对不作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要求官员不要把水当镜子，而要把老百姓的感受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镜子。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教育，很有启迪意义。
周公的德政思想，经春秋到西汉，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后来仁政思想的核心。在规范、引导人的社会行为上，周公“德之说”和儒家思想是同一思想大川上的源与流。从周公的“慎身敬德”，到孔子的“克己复礼”，再到孔子后学的“诚意慎独”，我们看到的是一条古圣先贤修炼道德、提升人性的思想之旅。
“德之说”与核心价值观
春秋·韩城鼎所传承的周公“德之说”思想，与当今的社会道德建设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
“韩城鼎”铭文中“经雍明德”、“慎身敬德”蕴含着为人之理，闪耀着民族文化、智慧与文明的璀璨光辉，为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职业道德、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经雍<
周韩城鼎
康乐和顺韩城鼎
康乐和顺韩城鼎，亦称“周•晋姜鼎”，产生于春秋初期，北宋中叶出土陕西韩城。器主为晋文侯夫人晋姜。铭文叙述的是晋姜辅助晋文侯建功立业的事迹。史著称：“其铭文款识条理，有《周书•誓诰》的文法，其纹饰也精妙绝伦，可谓一时之冠。”
韩城鼎与西周早期大盂鼎、晚期毛公鼎齐名，较早较完整的传播周公“德之说”思想。铭文中“经雍明德”和“慎身勤政”的思想，在研究春秋政治与伦理思想上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我们弘扬民族传统道德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社会意义。
寻觅韩城鼎
秦忠明
“韩城鼎”这一珍贵鼎器因北宋中叶出土于陕西韩城而得名。目前鼎器虽无迹可寻，但有北宋《宣和博古图》等书传世，尚能填补“失者终不可得”这一令人痛惜的历史缺憾。
《宣和博古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集古器物图录之大成的专书，也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金石学著作。他荟萃了北宋宫廷所藏青铜器之绝代菁华。所著录古器物都定有器名，附有精细的摹绘图像、铭文拓本，并藉有器物样式尺寸、重量、容积与纹饰。此书虽是当时资料的整理与汇集，但在今日却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宣和博古图》为我们定格那些失传古器的美好剪影。大量失传之古器，将依赖出书得以传世，为后人之所见所闻。
我国的青铜器最早出现于三千多年的商代，系以青铜为原料，经过冶铸而成生活、生产用具及兵器。历时一千余年的青铜器铸造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研究商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早在古代，青铜器就被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受到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的广泛重视。在汉代，时人便知晓青铜器的珍稀和宝贵。两宋时期，兴起鉴收及著述古器物热，青铜器成为当时珍贵的收藏品之一。现存最早的研究古器物图录的专著包括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就先后产生在这一时期。《宣和博古图》是宋徽宗敕令撰写的，著录自商代至宋的青铜器839件，为皇室在宣和殿等御府所藏，及宋代所藏青铜器之精华。宋徽宗在位被视为北宋政治最为腐败的时期，然而由于徽宗本人的兴趣所致，当时朝廷的文化事业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关于《宣和博古图》所录古器，史载：在历经北宋末年“靖康之乱”的大浩劫，宫廷所藏古器绝大部分被金人肆行劫掠，辇载北上，最终被金废帝完颜亮毁弃无余，造成无法挽救的损失。学术界称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史上的第一大厄。
韩城鼎是否毁于这一文博大厄，尚无权威解释。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韩城鼎虽不可铸九，也不会铸三。不管铸五还是铸七，总不至于全部灭失。我们亟待揭开这个谜底。
“韩城鼎”铭文、图像、铭文拓本等见著于《宣和博古图》，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资料。我们尚能通过《宣和博古图》一书，覓见这一珍异鼎器的身影，实为不幸之万幸。
靓丽文化标签
秦忠明
韩城历史久远。始于夏，夏商称雍州龙门。至于周，先为国，后为邑。西周为韩侯国，梁伯国。春秋初，称谓韩原。春秋至战国，始终处于秦晋共处与争夺的前沿，形成独具一格地域文化。
“韩城鼎”是承载春秋初期韩城变迁和文明交融碰撞多种信息的历史信物，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不仅证实3000年前韩城的存在，而且表明韩城是秦晋文化交融的聚焦点。
“韩城鼎”为晋文侯夫人晋姜所铸，叙述的是晋姜辅助晋文侯建功立业的事迹。晋姜是姜太公后裔、齐国公主、晋文侯（公元前780－746年在位）的夫人。晋文侯在位期间，是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公元前757年，晋文侯灭韩侯国。八十年后（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封叔父姬万于韩原，世称韩武子。如果说司马氏入少梁是晋人第二次西迁，那么，韩武子采邑韩原则是晋人的第一次西迁。晋人西迁，开始了中原文化与关中文化在韩原大地水乳交融的碰撞。
在春秋初至战国长达500年之间，晋人的西河之地一度占据关中东部与东北部。灿烂的中原文化以他天然吸引力，为逐渐崛起的秦人提供向东东扩展的良机。韩城则始终处于秦人与晋人共处与争夺的前沿，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蕴育出韩城地域文化在陕西东府位居一格、率领风骚的地位。“韩城鼎”何以出土于韩，史无记载，但他作为韩城现存最早的物资文化遗产，毋容置疑，则是春秋初期秦晋文化交融于韩城的标识。
“韩城鼎”是秦晋文化交融碰撞后出现的一种个性文化色彩，他兼容关中文化与中原文化的风格。其铭文款识条理，有《周书•誓诰》的文法。文字作长方形，端庄凝重，布局较整齐、规范，与西周晚期金文形似。其纹饰也精妙绝伦，形制不失中原鼎器的风韵。他是秦人与晋人在鼎器文化上的水乳交融，史籍称 “可谓一时之冠”。
“韩城鼎”铭文之“经雍明德”和“慎身敬德”思想，为韩城地域文化形成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价值。“经雍明德”是倡导先做人，再做事。要求净化自己的德行，达到内心清明清正；要求举止良善，能显示自己的美好人格行为。“慎身敬德”是修炼道德，以保其身。要求自觉践履，慎身慎政；要求和善友好，泽厚祈福。这一简朴的说教，在韩城古老历史旅途中广为传布，影响着韩城的一代又一代。
“韩城鼎”作为韩城城市文化符号，既是人文研究之重要史料，也是凝聚情谊之文化纽带，更是方家收藏之珍贵礼器。数典不忘宗。我们认真解读韩城鼎铭思想理念，把握好传统文化的脉络，诫敕鞭朴，管束自己，驱使自己，让这一古老的文化印信在实现“中国梦”、“韩城梦”的征途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泽厚祈福韩城鼎
秦忠明
《清乾隆•韩城县志》十六卷为鼎鋗考。鼎为“晋姜鼎”，鋗为“梁山鋗”。笔者曾细细品读“晋姜鼎”铭文，发现其中蕴涵着“经雍明德”、“慎身敬德”的思想，这是先祖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晋姜鼎”于北宋中叶出土陕西韩城，学术界亦称“韩城鼎”。现存最早见著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吕大临《考古图》。其后,王黼《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及王俅《啸堂集古录》等均有著录。北宋欧阳修、刘敞、杨元明最早对鼎铭文进行梳理,后有孙诒让、吴生、于省吾、郭沫若、陈连庆等学者相继述议，对文字考释、史实阐释及断代等方面的问题基本解决,为研究春秋政治与伦理思想提供重要历史史料。
春秋时期，青铜器主要是各诸侯国及各国内卿大夫所制。因此，这一时期的金文多反映诸侯、大夫的社会活动及其典章制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地域性特征。
“韩城鼎” 为晋文侯夫人晋姜所铸。 以诸侯夫人铸造重器，在青铜器中实为罕见。叙述的是晋姜辅助晋文侯的事迹。晋文侯（公元前780－746年在位）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早期晋国的君主，是晋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史称：平王东迁，政权得以平稳过渡，皆为文侯之功。
据王黼《博古图》所示，“韩城鼎”为附耳挂边，平沿外折，弧腹平底，下承三蹄足。腹部饰波曲纹, 颈部、足部饰兽面纹，有铭文有121个字。其大意为：“在周平王九月丁亥这一天，晋侯夫人晋姜说：我继承逝去的婆婆来管理晋国，我不敢安于逸乐，经常注意品德修养，慎重谋划事情。精心辅佐我的夫君晋侯，恭敬虔诚，发扬光大其事业，以永不坠落。壮美我的京师（晋国的都城），治理我的黎民。晋侯嘉奖我，赏赐食盐千两。我没有辜负晋侯尊贵的命令，派人贯通道路，发展生产，征收赋税。我取得上好的铜料，用来铸成这件宝鼎，以娱乐远近的君子。晋姜祈求把宽裕、豁达、长寿作为晋国的治国根底和准则；祈求上苍保佑子孙健康长寿，祭祀不绝，国运长久，万年无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每个人心中可以共通共享的因子。探索这一淡忘的远古文明，利用现代科技，复原“韩城鼎”，让更多人分享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物质文化遗产之瑰宝
——灭失文物“周·韩城鼎”复原成功
文/秦忠明
北宋中叶，韩城出土一尊周代青铜器，学术界称“韩城鼎”，或称“晋姜鼎”，原鼎器已灭失。陕西司马迁史记博物馆以保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为己任，策划复原“周·韩城鼎”，于2015年9月初熔铸成功。这一珍贵的物资文化遗产将存放在司马迁史记博物馆并向社会公众展示。
“周·韩城鼎”复原工作首先得到韩城市委书记杨炳拓、市长李智远的肯定与支持。这是以独特的方式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其价值取向符合国家当前政策导向和韩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需求。是一种很好的弘扬民族文化的途径，无疑是一件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划时代的文化工程。韩城籍著名学者西北大学原副校长杨春德、韩城市政协主席冯双民全程参与，统筹协调。使复原工作得以顺利进展。
“青铜鼎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也是东方文化的象征和缩影”。复原“周·韩城鼎”专家组组长、陕西著名青铜器及金文学者张懋镕先生说：“周·韩城鼎是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品级，对研究两周之际晋国的历史和韩城的历史地理均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青铜鼎为国之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功记绩。“韩城鼎”产生于春秋初期，为晋姜所铸。其铭文叙述的是晋姜辅助晋文侯建功立业的事迹。晋姜是齐国宫廷女子、晋文侯夫人。晋文侯（公元前780年——公元前746年在位）是晋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晋国迅速崛起，出现其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公元前757年，晋文侯灭“韩侯国”改称“韩原”，拉开了秦晋文化在韩原大地交融碰撞的帷幕。“周·韩城鼎”就是标识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信物，承载着春秋初期韩城变迁和文明交融碰撞的多种信息。
“周·韩城鼎”铭文蕴涵深厚。其“经雍明德”、“康柔绥怀”、“绰绾眉寿”和“慎身敬德”、“恭敬虔诚”、“泽厚祈福”以及“盐铁贸易”等思想，闪耀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璀璨光辉，为韩城地域文化形成提供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价值。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每个人可以共通共享的因子。复原“韩城鼎”，探索这一远古文明，让更多人能分享民族文化的精华。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以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强化文化自觉，弘扬传统美德，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所在。
复原“周·韩城鼎”这一珍贵礼器，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繁重的文化工程。“周·韩城鼎”有关数据包括体量、形制、质地、纹饰、文字、图案等历史信息虽屡屡见于史籍，但由于记载甚远，语焉不详，虽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难成定论。经过仔细观察、推敲琢磨，发现在器物形体尺寸所示数据虽有出入，但摹绘图像的格局基本一致；纹饰形态虽有差异，但饰物造型风格大致相同；铭文书写虽有不同，但金文形体章法基本接近，这就为我们复原工作留下较大的思维空间。基于此，本着“忠于历史、取信后人”的态度，我们对清乾隆《韩城县志》、宋《宣和博古图》、近代《中华古鼎金文大系·金文文献集成》和《中国历史文物》杂志等图文资料认真进行梳理，经过综合分析后基本厘清鼎器的形制、纹饰、体量等主要数据。依据这些信息将文献辑录的摹绘图还原为立体成像，遂定格下失传鼎器的美好剪影。在鼎器腊膜制作过程中，严格掌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尺度，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本依据，同时开拓今人的智慧与方式，对原始资料信息中的疏漏，按照时代文化背景的需求，进行必要的创意还原。参考韩城梁代村古墓出土春秋初期“中姜鼎”的信息数据，对口沿、及沿下棱颈等部位适当进行修饰，使造型尽量接近时代式样和风貌；主纹饰采用《韩城县志》所示，参照同时期鼎器相近纹饰予以完善；铭文采用《中华古鼎金文大系·金文文献集成》所示拓本，还特意在鼎器造型腹部波曲纹上充填上“溥彼韩城”四个篆字（语出《诗经·韩奕》）。这一填补，既符合当时历史文化背景的特征，又体现出时代文化环境的需求。
“复原韩城鼎”形制为：口微敛，斜沿较宽，方唇，浅半球形腹，圆底略平，下承三蹄足，内侧中空，凹呈C字形，腹部两侧设方形附耳，附耳与口沿之间以两个小横梁连接。口沿下置有一道扇棱颈。腹上部饰兽面纹，腹中部饰波曲纹，两纹之间界一道凸弦纹，耳的外侧饰重环纹，蹄足饰兽面纹。
“周·韩城鼎”是华夏人文研究之重要史料，也是传承民族道德理念的文化纽带。数典不忘宗。我们复原“韩城鼎”、解读“韩城鼎”铭文的思想理念，旨在把握民族传统文化的脉络，诫敕鞭朴，管束自己、驱使自己，让这一古老的文化印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复原“韩城鼎”专家组成员有西北大学教授张懋镕、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周晓陆、西北大学博物馆原副馆长侯宗才、西北大学副研究馆员贾麦明、周原博物馆馆长张亚炜。
附：“周·韩城鼎”铭文隶定及词句大意
“周·韩城鼎”铭文隶定：
惟王九月乙亥，晋姜曰：余惟嗣朕先姑君晋邦，余不暇荒宁，经雍明德，宣邲我猷，用绍匹台（读yi）辟，敏扬厥光烈，虔不坠，鲁覃京师，乂我万民。嘉遗（读wei）我，锡卤积千两，勿废文侯显命。俾贯通弘，征繁汤榷，取厥吉金，用作宝尊鼎，用康柔绥怀，远迩君子。晋姜用祈绰绾眉寿，作疐为亟，万年无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孙子，三寿是利。
“周·韩城鼎”铭文词句大意：
在周平王九月丁亥这一天，晋侯夫人晉姜说：我继承我逝去的婆婆来管理晋国，我不敢安于逸乐，经常注意品德修养，慎重谋划事情。辅佐我的夫君晋侯，恭敬虔诚，发扬光大其事业，永不坠落。壮美我的京师（晋国的都城），治理我的万民。晋侯嘉奖我，赏赐我食盐千两。我不会废弃晋侯尊贵的命令。我派人贯通道路，去征收繁汤的赋税，取得上好的铜料，用来铸成这件宝鼎，以娱乐远近的君子。晋姜祈求宽裕、广大、长寿，成为晋国的根底和准则。晋国万年无疆，祭祀不绝，永远保佑其子孙长寿。
康乐和顺韩城鼎
-----传播“德”的礼器
清•乾隆《韩城县志》记载，北宋中叶韩城曾出土一尊青铜鼎器，学术界称“周•晋姜鼎”，亦称“春秋•韩城鼎”。藏于北宋宫廷宣和殿，失于“靖康之乱”文博大厄。其形制、铭文等最早见著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博古图》等古籍。北宋欧阳修、刘敞、杨元明最早对鼎铭文进行梳理,后有孙诒让、吴生、于省吾、郭沫若、陈连庆等学者相继述议。据王黼《博古图》所示，“韩城鼎”为附耳挂边，平沿外折，弧腹平底，下承三蹄足。腹部饰波曲纹, 颈部、足部饰兽面纹，有铭文有121个字。史著称：“其铭文款识条理，有《周书•誓诰》的文法，其纹饰也精妙绝伦，可谓一时之冠。”
鼎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印信。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鼎，作炊食器。而其真正发展的最高峰则出现在商代与周代时期。商代鼎为祭祀容器，周代鼎为立国重器，极具“高大、显赫、尊贵”之意。周代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会铸鼎，以旌功记绩。所以，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表现出浓厚的政治与文化特征，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鲜明标识。
标识黄河文化的历史信物
韩城历史久远。始于夏，夏商称雍州龙门。至于周，先为国，后为邑。西周为韩侯国、梁伯国、芮伯国。春秋初，称谓韩原。春秋至战国，始终处于秦晋共处与争夺的前沿，形成独具一格地域文化。
“韩城鼎”产生于春秋初期，器主为晋文侯夫人晋姜。其铭文叙述的是晋姜辅助晋文侯建功立业的事迹。晋姜是齐国宫廷女子、晋文侯夫人。晋文侯（公元前805年―746年）是晋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他辅佐周平王东迁，为东周初年的局势稳定作出重大贡献，深得周平王的倚重。在他统治时期，晋国迅速崛起，出现其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公元前757年，晋文侯灭“韩侯国”改称“韩原”。在春秋初至战国长达500年之间，灿烂的中原文化以他天然吸引力，为逐渐崛起的秦人提供向东东扩展的良机。韩城则始终处于秦人与晋人共处与争夺的前沿，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蕴育出韩城地域文化在陕西东府位居一格、率领风骚的地位。作为韩城现存最早的物资文化遗产，“春秋·韩城鼎”是秦晋文化交融碰撞后出现的一种个性文化色彩。铭文中“经雍明德”和“慎身敬德”的思想，为韩城地域文化形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价值。
传播周公“德之说”的礼器
周公“德之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较完整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其要义可以概括为“慎身勤政、慎政明刑”。这是为政之常理，但对身处高位、手握重权者来说，要自觉践履、始终以之，实属不易。因为人自身的本能、欲望与作为文化规范的“德”有所冲突：当人处于支配地位而又缺少外界压力与制约时，往往会放纵自己，凌虐他物。所以,周公诫之以“德之说”，对权势者行为引导与规范。要真正成为有道德文化的人，就必须以“德”规范自己、克制自己。这一简朴说教，在古老的华夏文明中广为传布，影响深远。
周公“德之说”思想最早见诸于铜器文，备受学界关注莫过西周早期大盂鼎、晚期毛公鼎和春秋初期韩城鼎。大盂鼎是周康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要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毛公鼎铭文是宣王对毛公的诰辞,其中要求毛公应“慎身勤政，慎政明刑”。韩城鼎铭文记载：晋姜辅助晋文侯“不暇荒宁，经雍明德，宣邲我猷，用绍匹台辟，敏扬厥光烈，虔不坠，鲁覃京师，乂我万民”。以及“康柔绥怀”、“绰绾眉寿”辞句和“自求多福”夙愿，为研究春秋政治与伦理思想提供重要历史史料。
“德之说”的基本理念
周公“德之说”思想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具有重要地位，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新局面。“德之说”基本理念有三：
第一是“自求多福”。意在引导人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人能享有多大的福、禄、寿，取决于自己的德行。这一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极具革命意义的伟大进步。
其次是“敬德保民”。“敬德”是对德保持敬畏之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保民就是保社稷、保国家。“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的核心是“根据民情、民意来治理国家”。
第三是“勤政无逸”。周公告诫必须勤于政事，反对逸乐，反对不作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要求官员不要把水当镜子，而要把老百姓的感受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镜子。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教育，很有启迪意义。
周公的德政思想，经春秋到西汉，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后来仁政思想的核心。在规范、引导人的社会行为上，周公“德之说”和儒家思想是同一思想大川上的源与流。从周公的“慎身敬德”，到孔子的“克己复礼”，再到孔子后学的“诚意慎独”，我们看到的是一条古圣先贤修炼道德、提升人性的思想之旅。
“德之说”与核心价值观
春秋·韩城鼎所传承的周公“德之说”思想，与当今的社会道德建设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
“韩城鼎”铭文中“经雍明德”、“慎身敬德”蕴含着为人之理，闪耀着民族文化、智慧与文明的璀璨光辉，为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职业道德、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经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