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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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秀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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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雄四海仰龙门

霍松林

 

韩城市编辑出版一套反映名城文化的丛书《毓秀龙门》,给我送来出版社初审的书稿,邀我作序。如今,我已耄耋之年,除了要完成带博士生的工作任务,还要参加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所以,每遇有人请我作序之类的事,我是能谢辞则谢辞。

韩城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华夏上古的“禹凿龙门”,到中古时期的“迁生龙门”,俨然已成为这座文化名城之人物和事物的见证。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饱受莫大屈辱之后,“不坠凌云之志”,完成了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鸿篇历史巨作《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之先河。史笔昭世,遗风流长。《毓秀龙门》主编秦忠明同志,不畏艰难,自筹资金,精心撰述,介绍韩城丰厚而独特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彰显文化软实力竞争对地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张扬地方文化的魅力,这是一件福泽后世的好事。为此书作序,即便不酬分文,我也是乐于从命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周、秦、汉、唐建都长安,使关中大地成为中华文化主要发祥地之一。韩城古属雍州,既是京畿重镇,又处交通要冲。“初唐四杰”之一王勃曾赞誉“韩原奥壤,昔日开战斗之场;秦塞雄都,今日列山河之郡”。因此,韩城这方宝地上的文明,也呈现为华夏文明中一个典型的亮点,其原本与内涵自然值得搜集、总结,《毓秀龙门》一书就是应运而生的一部力作。

《毓秀龙门》主要反映韩城文化历史。浏览全书,让人体会到韩城文化最主要特点是历史悠久。“禹门洞穴”的先民遗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黄河中游沿岸首先发现的距滨河最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遗址。它的发现将韩城先民的定居史上溯到大约五万年前。大禹凿龙门,周封韩侯国,子夏教衍西河,魏长城蜿蜒雄姿……这些史实和遗迹世人皆知。2005年,梁带村西周古墓群的发掘,不仅续写了韩城悠久的文明史,而且引起了国家史学界的轰动,被称为近三十年来对周代墓葬的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除历史悠久外,韩城的历史文化尚有几个突出之处:其一,可谓内涵博深。先秦时期,秦、晋、魏先后都曾辖治韩地,所以韩城文化至今兼有山西文化的某些特色。北宋沦亡后韩城属于金、元的腹地重镇,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华夏文明在这里撞击而交融。韩城金、元的建筑之多及保存之完好,在全国实属罕见。金大定十九年修的司马迁墓冢,砖裹砌圆形,四周垂直,镌有八卦图案,穹庐形顶,上有古柏一株,树分五枝,形若蟠龙。这在中国墓葬文化上堪称一绝。其二,可谓史证翔实。史前文明有遗址与发掘之石器可证,大禹甸梁山、凿龙门,韩侯封国、筑城,《尚书》《诗经》及其以后许多典籍均有记载。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邑人张士佩编撰的第一部《韩城县志》,距今已整整四百年,系统辑录了韩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其三,贤人辈出。继大禹治水、韩侯封国之后,司马迁先祖迁居少梁。司马家族代有杰人,在司马迁的历代先祖中,司马错、司马靳为秦之大将,有赫赫战功,司马昌、司马无泽在秦都任职,皆有建树。从司马谈开始,司马迁与父先后为汉太史令。司马迁秉承父业,尽毕生著写《史记》,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此后,西晋汉阳太守殷济晚年归里在夏阳讲述《史记》,隋末大儒王通在韩城设帐授业。宋代之张昪,官至参知政事、枢密使,是议立王储的社稷之臣;明代之薛国观、清代之王杰二人都官至宰相,他们三人均以朝廷的“股肱之臣”而青史留名。韩城士风醇茂,是华夏杰人荟萃之地。先秦时期鬼谷子授徒于此,汉之初韩信从夏阳(今芝川渡口)木罂渡河,继有汉之陈平、苏武,唐之白居易、郭子仪,都曾在韩展示风采,留有陈平庙、苏武墓、香山寺、郭国(公)寨等表其遗风流韵。至近代,仁人志士更是在这方热土上留下不朽的英雄业绩。鸦片战争后,举国一千三百余名“学士”向光绪帝上书,关切国是,史称“公车上书”,其中即有曹邦彦等四名韩籍举人。辛亥时期,邑人薛正清响应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组建“秦陇复汉军敢死军”,投身推翻帝制。1927年大革命时期,张子超等奉命创建韩城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抗日时期,韩原赤子七百余名先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的俄文秘书师哲、军旅作家杜鹏程等即在其中。总之,韩城的贤人志士,如璀璨之繁星,将历史的天空装点得光灿动人。

《毓秀龙门》一书包括九分册,其名目与主旨依次为:之一,《韩城史话》,为全书之总纲,高屋建瓴,记述韩原数千年大事件,扼要概括,纵观韩原文明史。“之二”到“之八”内容有三:一是《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民间传说》,记人、记物、记事,具体、生动、可读。二是《名言家训》《风俗民情》,畅叙韩原文化的几个侧面,独具奇姿,给人以有益的启示。三是《韩原咏颂》《名城古联》,从对联与诗的角度,赏识韩城悠久文化之辞章文采。“之九”为《革命史话》,以人述史,记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革命大事。全书充满着编者对韩城的挚爱之情与个人识见和胆略,博大精深,文笔流畅,洋洋百余万字,堪称地方文化丛书中之精品。

唐代诗人杜甫《秋兴八首》有句“长安自古帝王都”,热情讴歌长安古都的繁荣昌盛。清代诗人樊增祥《送李韩城之任》有句“关中文物最韩城”,热情讴歌韩城的历史文化。繁荣的古长安,是华夏文明的圣地,“文物之最”的韩城,又是关中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毓秀龙门》一书付梓发行也是大事。出版界有一信条:多出好书是出版部门永恒的主题。此书由资深的陕西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既是出版社人士的明智之举,也是对此书的又一肯定。  

2005年,韩城市举办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名人名家书画展,我应邀赋诗并书《访韩城谒太史祠》一首:

  

梁山挺秀大河奔,携杖来寻太史坟。

刑酷千秋怨蚕室,文雄四海仰龙门。

图强伟业尊先哲,致富名言启后昆。

放眼当年耕牧地,高楼处处建新村。

           

谨祝愿此书的发行,让更多的人得以领略历史文化名城韩城之风采,为韩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一项宏大的地方文化传承工程

——《毓秀龙门》丛书编辑出版始末

 

经过四年辛苦编撰,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毓秀龙门》丛书终于出版。

72日,当丛书主编秦忠明手捧新书来到韩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姚双年的办公室,姚双年对《丛书》爱不释书,认真摆放在书架上。他无比欣慰地说:“老秦,你们辛苦了,你们为韩城人民办了一件惠济当今,砥励后人的大好事、大实事,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韩城人民谢谢你们。”

走出政府大楼的那一刻,秦忠明如释重负、步履轻松。抬起头来,太史园广场上史圣——司马迁的雕像庄严肃穆。那一刻,他突然心生感激,他从内心里感谢脚下这片浸润着先古遗风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赋予了《毓秀龙门》丛书无与伦比的独特魅力;感谢市委、市政府给了自己这次难得的机遇,让他可以和大家一次次用自己的脚步丈量无比熟悉的家园;可以一次次在品尝文化圣餐中享受家的温馨和快乐;可以一次次在心灵的洗礼中传承名城文化的精神和情怀。

    说起《毓秀龙门》丛书,时间还要追溯到1995年。

当年,时任韩城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秦忠明和一位市上领导到渭南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领导让他准备礼品,他跑遍了韩城的大街小巷,却发现能代表地方特色的礼品只有大红袍花椒、红把苕帚和郭沫若的诗碑拓片。这些与文史之乡、文化名城似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无奈之下,他不惜重金购置了一套文房四宝。那一刻,他的内心变得非常沉重。

时间就在忙碌中溜走,一幌十年过去了。十年来,韩原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来韩城的宾朋越来越多,接待宾朋也就成了政府办的一项重要工作。韩城自古礼仪之乡,回赠宾朋能代表韩城特色的礼物成了各部门面临的一大难题。十年过去了,却依然是“老三样”——大红袍花椒、红把苕帚和郭沫若的碑拓。每每想起这些,秦忠明的心中隐隐作痛。

改革开放以来,韩城的不少有识之士忆韩城、写韩城、颂韩城、赞韩城,他们在不同行业、不同的文化领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韩城的变迁和追寻着这片热士上曾经发生的点点滴滴。在这方面,近几年,韩城市委、市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编撰了《韩城市志》、《韩城文物志》、《古老的韩城》、《韩城文史资料汇编》、《韩城画册》等大量文献。缺少的只是将这些内容有机的整合起来,编撰出版一套全面反映韩城古今的系列丛书。

2002年8月,秦忠明退居二线。编撰一套韩城地方文化系列丛书想法油然而生,他带着这一想法与共事多年的韩城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樊健吾、王安全、张胜发、韦武周等人商酌,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并表示鼎立协助。

于是,秦忠明立即将这一想法向时任韩城市委书记王晓明、市长刘新兴汇报。市委书记王晓明当即表态:“好事,市委支持你。”市长刘新兴也畅快地说:“编撰一套《韩城地方文化系列丛书》,是政府近几年想干的事,你们这些退下来的同志有这一兴趣和要求,这无疑对促进韩城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政府全力支持。”

经过认真筹备,20046月,韩城市委、市政府发文安排,将编辑《韩城地方文化系列丛书》作为一项德政工程,列入事项,成立了编委会和编辑部。明确由张建华负责组织协调,党福勤、孙升负责策划组织,秦忠明负责编辑部日常工作。并召开了专题会议,动员安排部署,全力推动,编撰很快步入正轨。

韩城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积淀着非常深厚的文化遗存和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这一切都是先辈留给子孙宝贵的精神财富。但近几年,一些学识渊博的老前辈相继谢世,一些宝贵的原始资料随之失传。因此,抢救、挖掘韩城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也成为韩城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心愿。当得知编撰《韩城地方文化系列丛书》时,社会各界人士关心过问,鼓励支持。上门询问情况、提供资料者络绎不绝,诸多贤人志士主动请缨,踊跃承担撰写任务。经过认真考虑,综和方面因素,最后商定由秦忠明、樊健吾、王安全、冯学忠、程宝山、吴乃学、郭德元、张胜法、薛万田、党康祺、韦武周、解云海等12名同志参与编撰工作。

20048月,编辑部召开会议。将《丛书》定名为《毓秀龙门》,旨在昭示韩城文化之古老、厚重、深邃、诱人。分《韩城史话》、《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民间传说》、《名言家训》、《风俗民情》、《韩原咏颂》、《名城古联》、《革命史话》等九册。采取委托约稿的方式,将各分册的撰写任务落实到人。党康琪、薛万田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负责编撰《韩城史话》;张胜发潜心研究韩城名人、名言,负责编撰《名人轶事》、《名言家训》;郭德源研究积累大量的民俗资料,负责编撰《风俗民情》、《民间传说》;程宝山在韩城文物古建研究方面堪称权威,负责编撰《名胜古迹》;冯学忠是现今韩城文化研究方面的权威,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诗词、楹联,负责编撰《韩原咏颂》、《名城古联》;吴乃学潜心研究韩城近代革命史,负责编撰《革命史话》。樊健吾、王安全从政资深,综合能力强,文字功底深,负责统稿总篆。

面对堆积如山、内容庞杂的资料,如何选稿,怎样统稿,怎样让九册图书相得益彰、又自成一体,成为摆在编辑部面前的一大难题。编辑部多次开会研究,并请教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最后形成共识。编撰《毓秀龙门》必须把握三个原则:一、史料性。充分尊重历史的真实性,见诸《韩城史话》、《革命史话》的内容,必须真实可靠,对于“史无定论”或尚在探研中的问题表述要留有余地。二、可读性。轶闻趣事、诗词楹联等的遴选,必须体现出内在价值,集韩城文化之大成。三、时代性。全书内容必须体现地域文化之特色,同时要赋予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文化的内涵相附会。《丛书》从沿革史话入手,贯通古今,描绘韩城历史发展轨迹,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展示韩城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共识达成,可真正做起来,才发现难上加难。

编辑人员大多是韩城政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但隔行如隔山,编写文化丛书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项陌生的工作,是一次新的挑战。为此,秦忠明和大家走上了一条艰难的自学之路。他们借来了韩城《文物志》、《水利志》、《县志》、《市志》、《地名志》等大量历史资料,搜寻了大量先贤和今人撰写的书刊,而且还借阅《二十四史》、《上下五千年》,以及中学生的历史课本等历史书籍,大家一起认真学习。为了上网查阅资料,秦忠明开始学习电脑,近六十岁的人了,小时候学的拼音字母早都忘得差不多了,很多时候,为了输入一个字,他首先用笔划查字法从字典上将拼音查出来,然后再按拼音输入电脑。他完成一篇稿件,往往需要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的时间与精力。

天道酬勤,在编撰文化丛书方面大家渐渐如鱼得水,越钻越有劲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是长期坚持不懈的学习、探索和积累,使他们由一个“门外汉”,成为一个个行家里手。就拿《韩城史话》一书来说,该书记述了史前至1949年之间,韩城历史文化孕育、发展、形成、张扬的全过程。在编撰过程中,编者用自己对华夏文化的理解,浓缩了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粹,展示了先辈造就文史之乡的生动实践,解读韩城一幕幕生动的历史和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按照他们出场的先后次序,用社会文化的线索串联,并进行有机的排列组合,把历史文化的撰述从一个狭小的侧面引向广阔的大千世界,便读者能伴随着华夏文明的足迹,从容地感受、畅游韩城的历史。这一编撰方式让不少行家学者拍手叫绝,纷纷称赞此册书可成为韩城中、小学生学习历史的教课书,是行政工作人员为政一方的案头工具书。

在书稿的编撰过程中,大家劲头十足,对工作严格要求。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仅如此,他们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已达到了精益求精乃至苛刻的地步。为了准确掌握第一手资料,编撰人员经常骑着自行车奔波在城乡各处,实地考察全市的山、河、川、洼和地貌状况。在涉及到的历史资料,除了到民间查访外,还翻阅大量古籍,对原始资料细细筛选,逐一核对。有时候,为了核查一个历史典故的真实性,骑自行车到乡村百姓人家查访。在掌握大量准确、详实的资料之后方才下笔。遇到学术上的问题和历史疑难问题,他们召开座谈会,互相通气、共同协商。必要时,不辞辛苦,背着几十斤重的稿件到渭南、西安虚心向专家请教。

搞文案工作的人都知道,“劳心甚于劳力”。脑力劳动是最耗费心血的,“熬夜如同熬心血”,长期的工作,耗费了编撰人员大量心血,而他们就像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几乎是时刻不停地在运转着。他们中间绝大数是年过六旬,有的已年过七旬,他们不累吗?他们也很累,可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编撰初期,市民踊跃送资料的场景和期盼的眼神。在那一刻,朋友、领导和许多素不相识人对他们的支持与鼓励,也就变成了助他们前行的动力。从此,秦忠明和他的同仁们更像一头不知疲倦的垦荒牛,永不停歇地默默耕耘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82月,经过4年多的不懈努力,《毓秀龙门》初稿出炉。为了使《丛书》更加炉火纯青,秦忠明又赶赴省城,邀请西北大学的9位专家学者对书稿件进行审阅、把关,并根据专家学者的意见再次进行了修改。20089月,韩城当代文化建设史上最大的文化传承工程,在历经四年的苦心编撰后,一百多万字的《毓秀龙门》终于定稿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对《毓秀龙门》丛书赞赏有加,说:《毓秀龙门》承载韩城文化之厚重“在陕西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是不可多得”。为了保证出版质量,出版社专门安排了四位老教授对此套丛书进行编辑、审阅和修改,并先后进行了四次校对。书稿送给国务院学部委员、著名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已耄耋之年,每有人请他作序均谢辞,看到韩城人不畏艰难、精心编撰《毓秀龙门》,霍教授十分欣赏,称其是“地方文化丛书之精品”,是做了一件福泽后世的好事,破例为此书作序,不酬分文。书稿送给中国思想史研究会会长、著名人文学者张岂之教授,张教授爱不释手,将其中他喜欢的三本书稿留下,忍受着手臂骨折的痛疼,写下“为我国区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作出了贡献”的题词。

20097月初,这套韩城几代人用心血与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一面世,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大家互相传颂着韩城文化建设史上的这一盛事,为韩城市委、市政府的英明决策拍手称快。

《毓秀龙门》丛书终于出版发行,这一壮举必将在韩城文化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韩城人民不会忘记为编撰此书辛勤工作过的领导和编辑人员,也不会忘记郭景山、梁建仓、高民权、高凤龙、薛福寅、吉章娃、党浪勇等一批知名企业家对丛书出版的慷慨资助。

  

风追司马 福泽后人

本报评论员

从樊厚甫的《韩城乡土志》到秦忠明牵头主编的《毓秀龙门》,韩城人终于跨越了历史的时空,完成了一项规模宏大、前无古人的文化传承工程,实现了文字记载与历史文化名城的成功对接。

韩城是历史文化名城,文史之乡。不论是作为核心的古城,还是建筑活化石的党家村,一砖一瓦都有深刻而奇妙的文化符号。韩城人身上流淌着文化的血液。自古至今,崇文,是韩城人骨子内固有的基因遗传。

然而,多少年了,不论是《韩城乡土志》,还是现代新编的《韩城市志》以及民间众多的著作,都像是韩城文化散落的珍珠,从来没有一条长线把它们串起来,挂在韩城人的心中,去领略,去体会,去传承。许多有识之士每每谈起都觉得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憾事。

盛世修志。《毓秀龙门》丛书问世,首先得感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没有韩城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就没有了这套系列文化丛书的面世。再是要感谢韩城市委、市政府的英明决策,抓文化大工程,为韩城文化建设书写了史诗性的精彩篇章。

在韩城这块热土上,自古就不乏史家之笔。先辈汉太史司马迁一部《史记》震惊中外。后人风追司马,历经数载,完成了《毓秀龙门》。我们有理由相信,韩城人民一定有能力、有信心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发扬不畏艰难,敢为人先的精神,把黄河畔上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和新兴的工业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作者:宁永泉

《韩城史话》的异光乡情

韩城市编撰的文化系列丛书《毓秀龙门》,于2009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出版。主编秦忠明对我说:他们忆韩城、写韩城、颂韩城的热情和挚爱,多方搜集资料,不辞劳苦寻觅历史遗迹,四处走访知情和有关文化人,花费了五年多时间,整理了大量史料,完成了丛书的编撰,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毓秀龙门》丛书包括九分册,名目为:《韩城史话》《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民间传说》《名言家训》《风俗民情》《韩原咏颂》《名城古联》《革命史话》约百余万字。丛书以描绘韩城历史文化轨迹为主线,通过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述史、述人、述物,演绎出韩城历史文化孕育、形成、发展的光灿世界,充满着浓浓的史风乡情色彩,是地城文化丛书独具一格的精品。我曾审览过《韩城史话》《韩原咏颂》。这里仅就《韩城史话》谈点读后感受。

《韩城史话》为全丛书之总纲,把韩城史的文明、史的内涵、史的光彩,用时空长链贯穿一起,以美玉明珠光照出韩城地域的魅力和历史风采,从而感动着人的心扉。

韩城历史文化的独特个性和恒久魅力。

在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中,韩城这块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虽然有过原始先民渔猎游牧生活,但总体看,不属于畜牧文化,而是发达精致的农业文化。黄河中下游是孕育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韩城地处黄河中下游,是得天独厚人类历史文化是一种社会产物,它反映着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生产状况、劳动技能、科学技术和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从这里发掘的彩陶、石器、骨器等文物看,已经充分说明韩城当时物质较快发展状况,劳动技能改变演进过程,它的独特地域文化生态,所形成的古朴、奇特历史文化个性,如咆哮奔腾的黄河,在漫长社会发展中,以它的动态美,对张扬韩城人昂扬的历史精神,研究韩城历史地域农业文化特征,都产生了有力促进作用。

禹凿龙门的不朽圣功

透过远古的历史隧道,从发现的新旧石器遗址,滚滚不息的黄河涛声,印证了大禹开凿龙门,为民造福的千秋功德。禹凿龙门,《史记·秦始皇本记》云:“禹凿龙门,通大夏”。“龙门”在韩城市东北30公里的秦晋大峡谷南端。禹治理黄河自青海的积石山凿山穿地,使疏通之水从峭壁悬崖间汹涌奔腾而下,直至陕西韩地和山西河津的龙门山。诗曰:“龙门屹立两山中,积水奔腾势不穷。骇浪三层迷上下,怒涛一瞬辨东西。”凿龙门山的圣功在于使平地积水,运行有序,注入江河,导流入海,化水害为利,惠及万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个古代水利的永恒工程,它所起到的巨大效能,给后世人留下的追思主要是:灌溉农田,发展生产;畅通水道,便利运输,从而使百姓安居,富甲韩地。“龙门”之通,还使周围形成了许多人文景观。如“禹王陵”、“观音洞”、“鱼跃龙门”、“禹王祠”等,这些优美景观遗存和神话传说,给韩城增添了亮丽的色彩,也形成为韩地文化的丰碑,对今天旅游事业的发展奠定诗画的新天地。

贤人辈出灿若群星。

文物之最的韩城,物华天宝,土风醇茂,各显奇秀。特别是奔流的黄河,优美的自然环境,营造出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孕育出灿若繁星的奇才俊杰,令人十分感叹!先秦鬼谷授徒于巍山,子夏衍教西河,汉代韩信从夏阳“木罂”渡军过黄河,陈平疏土开渠引水上原,西晋太守殷济构筑精庐讲述《史记》,隋末大儒王通王带村设帐授业,唐代诗人白居易桑麻故里之情,宋代名相张昪“忠谨清直”,明代薛国观砌城韩民赞颂,清代状元王杰以德立身……在这灿若天际繁星的世界中,这些名才贤人,为韩城增添了厚重的人文历史品位。而在众多奇才俊贤中,司马家族的司马迁为最闪亮的明星。司马迁生于韩城夏阳,少年阅读大量经史典籍,遍游南北各地,考察各地风俗人情,为他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任太史令期间,因李陵之祸入狱,被处宫刑。他没有因此消沉,而是隐忍苟活,发奋著书,完成“究天之际,通古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包括十二“本记”、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表”共一百三十篇。《史记》不仅是历史巨著,亦是文学名著。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史记》是司马迁用深浓之情,生命之火炽燃而成,被苏联学者称为世界史。司马迁是中华文化巨人,世界文化巨人。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06年),殷济出于对司马迁的敬仰,遂为之修墓塚,建石室,立碑石,树桓表,创建司马迁词墓。忽必烈中统年间(公元1260——1264年),再建司马祠寝宫后的八卦圆砖墓——元代衣冠塚。之后,明清时代都有重修、扩建,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人们对他的崇敬。

司马迁作为史官,能够顺应时代要求,引领时代前进,推动时代发展,他们大一统民族观,崇尚民族统一,天下一家,促进汉民族形成发展,对整合华夏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是韩城人民的骄傲。

商贾文化的动力。

韩城冶铁采矿发达,西汉夏阳冶铁遗址及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已有相当规模。汉武帝刘彻时,在全国设铁官四十九处,左冯翊夏阳就设有铁官。煤炭开采也很早。出产的煤炭通过黄河、渭河水运往关中各地。明代韩城所产之煤,可“供秦晋两省之需”。煤炭储存非常丰富,1979年建成的桑树坪煤矿,是我国第一座设计能力为年产300万吨的现代化大矿,可开采120年,是“渭北黑腰带上的一颗明珠”。丰富的煤炭和冶铁工业,有力促进了韩城经济的发展。多元化经济的形成,使韩城出现了商业发达,贸易繁荣的局面。商人经营有道,能够开创新局面,故素有“韩民好商贾”之美誉。商人经商致富后,在村中大兴土木,所建的四合院成为韩城民居的一大特色。据统计,列入重点文物保护的84院,列入保护性建筑的167院。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裕,使韩城人更加重视培养有文化的人才,因此建立诸多书院。据说古代书院学宫遗址有15处,明清两代先后建立书院13所,造就了大量英才。自宋以来,中进士者115人,状元多名。明清两代考取进士、举人、贡生者多达千余人。以后,兴办教育,实业救国,在韩城蔚然成风。辛亥革命后,韩城许多青年纷纷去国外留学,以求救国。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救民主张,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人数多达七百余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作出了贡献。

《韩城史话》,以历史大视野,展示了韩城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主要有以下特点:

1、 用生动史实说话。

该书用了大量色彩斑斓的史实,在历史大背景下着力描述这块人文厚土,生发它那动人的亘古魅力。在述说史前文明时,用“禹门洞穴遗址”出土的兽骨、石器和动植物残存碎片,印证韩城是人类早期活动的一个重要区域。在禹凿龙门,用龙门大禹庙,《龙门诗碑图》等说明禹王的功德。在论述秦魏少梁战争,以魏长城壮观遗址令人感叹。还有苏武墓、史圣祠墓、香山寺等……是以遗址、遗物、县志、历史文献等,把一幕幕生动的历史,一个个有血肉的人物,一件件遗风流韵演说出来,使人感到光彩照人,心灵震荡。

2、 发掘历史创造性智慧。

中华文明史充满着中国人民创造性的智慧结晶。《韩城史话》蕴含着韩城人战胜自然灾害,发展生产,走向文明社会的开创性智慧。如禹凿龙门,表现了大禹大智。《管子·水地》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把水置放在宇宙生命之本原地位,这和禹的思想相合。远古“洪水时代”,天水漫溢,其恶造成灾害,经过有效治理,其美则可服务人类。禹凿龙门,对水绝对本体二重性的认识,是疏导顺流以利物,而不是失之堵阻围滞。“道不违自然,万得其性。”从对水的品性了解,以通流效。又如鬼谷行兵布势,明理审势,是对战争规律高度智慧的发挥。左懋编写《鱼鳞册》,固定种地顺序,按序造册,既解决了无地纳粮的弊端,又解决了黄河滩地争抢地块,赋税不均的难题,这种利农济民之方法,同样是智慧的创造。

3、 历史科学观的开拓。

中国人的整体观,是把人与自然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天人合一”,天与人相互依存,人依靠自然而生存,自然也有待人调整改造。中国是依靠农业作为基本社会经济形态,韩城的农业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建筑文化,都是以实证整体思维方式建立的科学价值观。马攀龙从象山凿渠引水,其要旨为“ 酬田高下,分期灌水,堤偃疏浚 ,旷工必惩。”从发展农业出发,治理灌溉,提高生产,有极高的制度和经济价值。党家村民居,利用地形高差,夯筑城墙,建立寨堡,从选址、布局、建筑和对周围环境的利用,都有一定科学性。解家村老寨,建在三面环沟,一面仅有以狭窄土梁与台原相连的独立土丘上,易守难攻 ,可避兵匪袭扰之祸,其实用价值亦是建立在整体科学上。这许多形态各异的村寨城堡,形成的生活性、防护性、美观性,从建筑美学内涵表现了自奋强力思想。

4、 历史永恒生命精神

中华文化的本性是生命文化。《韩城史话》着力发掘的包含生命之源的丰富内蕴:大禹治水、董翳引水灌溉,魏筑长城、陈平引黄上原,张士佩篆志修渠、薛国观砌城墙、司马迁著《史记》,都具有无限生命意义。一切生命的内在矛盾,在相互变化中恒久不已,顺着历史轨迹,游历韩城人民奋进的广阔道路,倾听黄河滚滚不息的涛声,透视历史时空的遗韵风采,韩城先哲奋进不可磨灭的生命精神,随着中国历史思想的演进,必然推动着中国现代文明走向更加辉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