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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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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在国外的流传

时间:2019-09-20   浏览:601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史记》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及其研究,了解不多。近年来有零星的著述出现。值得介绍的是,青年学者覃启勋出版了《史记与日本文化》,系统地介绍了《史记》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及其影响,填补了学术空白。张新科、俞樟华二人所著《史记研究史略》一书,写了《国外史记研究概述》一章,也作了简略介绍。这里据二书提供的资料,撮述其要。

 据中国史籍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史记》已流传到国外,首先是毗邻的高丽,即今日之朝鲜。李延寿

《北史•高丽传》和《旧唐书•高丽传》都记载了《史记》与中国的《五经》及两《汉书》等汉籍传播到高丽,倍受高丽人的喜爱。当代朝鲜人民保留了雅爱《史记》的热情。据南朝鲜《出版杂志》1988年2月5日号介绍,南朝鲜汉城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的汉学家李成佳的《史记》抄译本,收入《大学古典丛书》,列为大学生的基本阅读书,这在国外是不多见的。

    《史记》在日本流传最广。据覃启勋氏的考证,《史记》是在公元600至604年之间,由日本圣德太子派出的第一批遣隋使传人日本的,并立即在政坛上产生影响。到了明清之际,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全。《史记》全本、选本、各种注本及工具书,无所不包。《史记》传人日本后,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重视,在政治、教育、史学、文学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颁布《宪法十七条》,引进了《史记》蕴含的儒学义理及封建大一统思想,为公元605年的大化改新奠定了理论基础。圣德太子认为日本国君称“大王”已不合时宜,而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移用"天皇"的称号加给了推古天皇,从此,历代天皇成了日本民族的象征和日本民族内聚的核心。天皇神权制度的建立是深受《史记》所载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据日本《正斋书籍考》、《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等史书的记载,推古天皇以降,历代天皇都有攻读《史记》的风气。著名的明治皇就特别喜读《史记》,他每逢二、七为专攻《史记》日,所用课本为鹤牧版之《史记评林》。此外,为了培养大批了解外国的政治人才,日本朝廷曾将数百"传生"组织起来攻读《史记》等“三史”。与此同时,日本皇室还经常将《史记》作为赐品恩赐给府库,以供政府之文武百官学习研究。在教育方面的影响。明治以前,《史记》是宫廷教育和藩校重要的教学科目,明治以后 普及于大、中学校。圣德太子就是精读《史记》的人。由于宫廷教育对《史记》的重视,使得许多朝廷官员也雅爱《史记》,不仅能理解《史记》所述义理,而且取材《史记》题诗作赋。到了奈良、平安时代,《史记》不仅是宫廷教育的必修课,而且是日本"纪传儒"的必读书。在室叮、江户时代,《史记》更是日本政治家普遍爱读之书。著名的培养武士的足利学校和幕府所属各藩校都把《史记》等汉籍定为必修的教学科目。日本中世纪武家教育对《史记》的重视,说明已在教育上普及于层,明治以后,《史记》已普及于广大社会。日本人学习《史记》很重视对实际知识的吸收。政治家吸收《史记》蕴含的儒学义理,士庶百工重视具体知识。例如医学家们就把《扁鹊仓公列传》列入必读之书,从中吸取医药学知识。总之,《史记》在教育上对日本朝野各阶层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僧侣研读《史记》产生了桃源瑞仙这样的高僧《史记》研究学者。

    在史学方面的影响。史记》传入日本是中国史学传入日本的标志,在此之前,日本尚无自己的国史和史学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第二部国史《日本书纪》先后于公元712年、720年完成,这两书虽然都是编年体但都直接受到了《史记》的影响。从时间上比较,日本国史是在《史记》传入一百多年以后才产生的,无疑是受《史记》启发而作的。从名称上比较,《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两书的得名,与《史记》直接有关。中国正史第一部《史记》用"",第二部《汉书》用“书”,故日本国史第一部《古事记》用“记”,第二部《日本书纪》用“书”之名,仿照痕迹至为明显。

《日本书纪》原名《日本书》,因该书体例仿《史记》撰写“纪”、“传”、“世家”、“志”、“表”,因只写成了编年的帝王本纪,故于“书”之后加注小字“纪”,而为《日本书纪》,传抄而成《日本书纪》。从内容上比较,《古事记》是集日本太古神话大成的史书,《日本书纪》也以神话传说开篇,这些都是依仿《史记•五帝本纪》神话传说为述史开篇的重要例证。在记述情节上也有取资于《史记》的例证。比如《五帝本纪》有“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传说,而在《古事记》中也有“这个漂浮着的国家”的上古洪荒记载。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先生在研究《古事记》的“物语”时,认为仁德天皇都字治稚郎之子相互让位的故事,再现了吴太伯与伯夷叔齐的故事。由上所述,《史记》开启日本史学,其影响是无可估量的。在文学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史记》传入日本以后,促使了日本记纪文学的产生。记纪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就是日本记纪文学的代表作。在《史记》对这两部著作产生史学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文学影响,可以说这也是《史记》本身的性质与价值决定的。

其次,日本著名古典文学《源氏物语》与《史记》有着重要 的渊源关系。本书写成于11世纪,作者紫氏部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系统地学习了《史记》,因此,在后来的写作中,能像司马迁作《史记》一样广泛取材,精心制作故事,反映社会实态,并使作品充分显示出富于感情、善于描写和趋于自然的特色。作者还大量引用《史记》的文辞典故,甚至将《史记》中戚夫人的形象灵活地移植于《源氏物语》中,塑造了一位与之相类的桐壶皇后,进而通过细腻的构思和语言,揭示了当时本社会的真相和复杂矛盾。

第三,《史记》在日本汉诗领域地位显著。日本汉诗,指用汉字所写律诗,其中咏史诗大都直接取材于《史记》及司马迁经历。《史记》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自然有主客观的原因。主观因素是《史记》本身的价值所决定的。日本学者对《史记》取得的文史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如冈本监辅说:“《史记》上补《六经》之遗,下开百史之法、具体莫不兼该,其文章变幻飘逸,独步千古。”对《史记》的史学和文学总成就作了肯定的评价。长野确称赞《史记》为“良史”。斋堂正谦评价《史记》文章为“群玉圃”、“连城之宝”的“绝佳”之作。日本诸多学者的评论,不一一具引。客观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影响,日本上层社会从皇室到臣僚都极为重视《史记》,世风所及,被于众庶。二是日本汉学界研究《史记》取得重大成果。据初步统计,日本历代以来研究《史记》的名家有近160人,研究的专著较重要的有近二百种,至于单篇的论文则不胜枚举。在日本学术界有一支实力强大的《史记》研究队伍,历史悠久。就近现代而言沈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等就是知名的《史记》研究专家。

日本学者研究《史记》,具有很多可资借鉴的实践。

第一,重视《史记》的和译,普及工作做得很有生气。据日本资料记载,著名僧人、学者桃源瑞仙于文明年间(公元1464-1487)亲手写成《史记桃源抄》十九卷,这是日本最早的“国字解”《史记》。日本大正十四年(公元1925年)五月五朋堂书店出版了豫本哲三的《对译史记》,将原文与译文对举,极便阅读。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的《史记》全译本和选译本有近百种之多。诸多和译的本子,为广大不通汉语的日本民众学习《史记》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第二,重视原文训估与校勘。这方面集大成的工作,不能不首推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的《校补》。这两部书传到国内,对中国学者研究《史记》也有很大的促进。

第三,突出人物传记,研究文史并重。这里所说的人物传纪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三个部分。日本的普及读物《中国古典名著解说》在介绍《史记》时就详于人物传记而略于书表,并称誉《史记》是“探求人类历史的名著”。专家著作如野口定男的《读史记》,全书十五篇论文,第一部分三篇为总论,第二、三两部分凡十二篇论文,只有一篇论表,而有十一篇论人物传记。第四,长于资料汇集。资料汇集是科学研究的基础。

日本学界在《史记》研究方面之所以取得丰硕成果,是与日本学者注重资料汇集密不可分的。这方面,我们国内的工作显然有差距。上述日本学者研究《史记》的特点,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特别在资料汇集上,有两本名著值得介绍。

其一,《补标史记评林》,这是一个汇评读本。是书成于1884年6月,辑评者有井范平,我国明代学者凌稚隆的《史记评林》汇集了由晋至明的150家评论,引用书目达140余种,后又经李光缙增补,内容更为丰富,几乎将明以前评论《史记》的零散文章都搜集在一起了,为读者阅读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明清时代倍受读者欢迎。是书传到日本以后,有井范平尤以为不足,再次作了增补,除订正谬说外,补充凌氏的遗漏以及大量清人评论,称《补标史记评林》。有井范平本人也加了不少按语,侧重于《史记》文章的艺术评论。如有井氏评论司马迁写项羽、高祖两个人物说:“《项羽纪》奔腾澎湃,《高祖纪》汪洋广阔,笔仗不同,各肖其人,可谓文章有神矣。”又如评苏秦、张仪二传说:“史公作传,每一人用一种笔仗,至苏、张二传,笔仗相配,机调又相合。苏传有苏代附传,张传有陈轸附作,是笔仗相配也。二传纵横变化,极写精神态度者,亦相似,是机调相合也。盖史公胸中早知以苏、张为反复一流之人也。”这些评论指出了司马迁写人艺术,笔法多变,是很中肯的。

其二,《史记研究书目解题》,池田四郎次郎和池田英雄父子合著,1978年10月由日本明德出版社出版。全书分版本、总说、校订注释、校勘、文字、音韵、文评、佳句、名言、史汉异同、太史公年谱、地理、国字解、稗史、史记研究关连图、附录等十六个部分,对六百多种《史记》研究的有关著作作了题要介绍。该书将中日两国的《记》版本,《史记》注疏,《史记》研究专著、工具书,以及涉及《史记》的论著如顾炎武《日知录》、章学诚《文史通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都包举于一编。其书规模之宏大,体例之专精,涉猎之广博,收书之殷富,远远超过我国同类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日本学者可通过该书了解我国一千多年来《史记》研究的基本成就和发展变化;同时中国学者也可通过该书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该书著录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论著有190多部,成绩斐然。从题评看,日本学者的论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的是选读,安滕定格的《史记读本》、田中庆太郎的《史记读本》及《幻云史记抄》等;有以辨误为主的,如恩田维周的《史记辨疑》、古贺煜的《史记匡谬》等;有以辑遗为主的,如水泽利忠的《邹诞生史记音佚文拾遗》、《刘伯庄史记音义佚文拾遗》、《陆善经史记注佚文拾遗》等;有以考证为主的,如龟井昱的《史记考》、大岛贽川的《史记考异》、冈本保孝的《史记考文》、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等;有以评论为主的,如三 岛毅的《史记论赞段解》、森田益的《太史公叙赞蠢测》、小仓芳彦的《史记私议》、竹内照夫的《司马迁史记入门》等;还有以翻译为主的,如本哲三的《对译史记》、加腾繁、公田连太郎合著的《译注史记列传》、小竹文夫的《现代语译史记》等;此外还有以研究版本为主的,如冈本保孝的《史记传本考》、池田四郎次郎的《史记的版本和参考书》、水泽利忠的《史记古本考》等等。我们国内的论著,几乎都能流传到日本,而日本学者的大多数论著没有能被引进到国内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是需要作出一番努力的。

在国外《史记》研究中,前苏联人民也很重视司马迁和《史记》。苏联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亚西亚各民族的时候,广泛地运用《史记》这部不朽著作的资料。在苏联的一些大学中,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学生都选了《史记》这门课程。苏联汉学家科学院院士阿列克塞耶夫,曾翻译了司马迁的许多著作。国立文学出版局版了司马迁的选集。1955年12月22日,苏联学术界在莫斯科举行盛大晚会,纪念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1955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苏联学者雅•沃斯科波依尼科夫写的报导。从这篇报导中,我们可以了解苏联学者对司马迁的《史记》的重视和评价。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古别尔在开幕词中称赞司马迁是“中国的第一个历史学家、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和古代中国的一位卓越学者的《史记》的编辑者”。历史学硕士图曼在会上发表了长篇的学术报告,生动地叙述了司马迁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情况,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学术地位,认为“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化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西方国家美、英、德、法等国的汉学家也对《史记》很感兴趣。美国汉学家瓦特逊著有《司马迁传》,罗切斯特大学魏汉明教授正在选译《史记》。英、德汉学家也翻译过《史记》中的名篇。法国汉学家沙畹曾把《史记》从《五帝本纪》到《孔子世家》这些篇章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这在法国是一个有影响的读本。法国还出版了法籍华人学者左景权先生的《司马迁评传》。前几年,法国巴黎还成立了《史记》研究中心,这是国际上第一个专门的《史记》研究机构,它对法国汉学家们研究《史记》,起了很好的组织推动作用。世界各民族,凡创造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文化珍品,它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财富,也是整个人类的文化财富,因此它是没有国界的。《史记》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主库中的艺术珍品,而且也是世界古代文化苑地里的奇葩,1956年司马迁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既是中华民族的骄做,也是全人类的骄傲。随着现代科学文化的进步,文化交流的加强,世界各人民研读《史记》和尊敬司马迁的人越来越多,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将进入一个新阶段。1979年,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史记选》,也为外国朋友阅读《史记》提供了方便。

                     _(据张大可撰《司马迁评传》一书,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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