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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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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 ——以明代评点为例

时间:2020-07-13   浏览: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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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科(1959—   ),男,汉族,陕西省眉县人,文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委员,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赋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等。


《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


——以明代评点为例 


张新科


摘  要:《史记》评点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特殊形态和重要途径之一。明代由于文学复古思潮的涌现、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史抄史评风气的浓厚等因素,《史记》文学评点随之出现兴盛局面。“点”给读者以提醒,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文字评论涉及《史记》章法、叙事、写人、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这些评点,形式灵活多样,多角度阐释《史记》的文学内涵,引导读者细读《史记》,寻找文本中的“密码”, 参与作品价值的实现。《史记》评点体现了评点者的思想、立场和文学素养,对于《史记》的文学经典化起了积极作用,同时,评点所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也促进了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明代的《史记》评点对后来的《史记》评点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史记》;评点;明代;经典化

作  者: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 西安 71006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13BZW04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的阶段性成果。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但它却跨出历史的门槛而成为文学领域的经典,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以为,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史记》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这是它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原因,也是成为文学经典的根本和基础。其次是读者,只有读者从文学角度进行阅读、认可、接受,《史记》才能成为文学经典。《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途径,包括普通读者阅读欣赏《史记》的“审美效果史”、文学评论家对《史记》的“意义阐释史”、文学家对《史记》学习而进行创作的“经典影响史”等基本层次。“意义阐释史”包括读者对经典的评论、解释等,“评点”即是其中之一端。本文以明代《史记》文学评点为例,探讨其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一、评点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特殊形态


所谓评点(或点评),是指读者在阅读、理解原文本时用特殊的符号作标示并进行评论。我们这里所说“评点”的主要是文学评点,即以文学鉴赏为内容。宋代以来,文学评点兴起,评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史记》虽是史学著作,但由于它具有文学色彩,被许多文人重视并加以评点。“点”或称圈点,是在原文本上加以特殊标识,有“、”“·”“○”“△”等符号,给读者阅读文本以提醒和暗示。“评”包括总评、眉评、夹评、旁评、尾评等形式。就评点文本时用笔的颜色而言,有红、黄、墨等不同的颜色,有两色、三色,甚至五色。《史记》文学评点著作,有的是全本评点,对《史记》一百三十篇全部进行评点;有的是选本评点,选择《史记》中文学性较强的篇章进行评点,这两种是最主要的评点著作。另外,宋代以来许多古文评点选本中也适当选择《史记》篇目作为古文典范加以评点,如真德秀《文章正宗》等,或者在其它文学作品评点中涉及《史记》,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等。完整的《史记》评点本尤其是汇评本卷首有序文、凡例、引用书目名称、引用姓氏、历代总评等,然后进入具体篇章的评点。

评点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特殊形态,其文学经典化的途径很多,如文学家以《史记》为典范,模仿或借鉴而进行的文学创作,文选家为树立文学典范而编选的《史记》选本,文论家从文学批评角度对《史记》进行的各种评论,文学家以《史记》为素材而创作的咏史诗、小说、戏曲等等。文学评点也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途径之一,属于文学阐释的范畴,它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史记》是在历史真实基础上叙事写人,施展文学才华,因此,《史记》的文学评点首先是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与纯文学作品的评点颇有不同。第二,《史记》原文本和评点者的评点同时出现在一个页面上,两者形成一个特殊的共同体,它是一个新的特殊文本。《史记》文本通过评点得以展现魅力,广泛传播;评点通过《史记》文本得以保存,被读者理解和接受。第三,大多数评点不像长篇评论那样富有逻辑性和理论性,而是即兴式的,感悟式的,短小精悍,灵活多样,以文学鉴赏为主要内容,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形式。第四,《史记》评点形式多样,有单个人的评点,体现评点者个人对《史记》文本的理解,如归有光的《归震川评史记》等,也有汇集多人的评点,如凌稚隆的《史记评林》等。


《史记》作为文史结合的典范,内涵丰富,手法多样,文本中存在着被无数读者阐释的“空白”,隐藏着许多“密码”,所以,不同的评点者都在阐释“空白”,寻找“密码”。他们在阐释“空白”、寻找“密码”的同时,也引导更多的读者进入司马迁的世界,理解《史记》的文学意蕴。于是,《史记》的文学价值逐渐被挖掘,被扩大,被认可。

我们先看“点”。“点”是在文本上画的不同符号,有些评点者使用的符号多达六七种,对《史记》原文中的精华、文采、纲领、眼目照应、提掇等进行圈点、勾画,虽然没有文字表述,但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试以归有光的《归震川评点史记》为例①:

《秦始皇本纪》:

不难看出,评点者画符号的地方都是文本中的关键环节,读者在此需要用心体悟。第一段用两种符号提示读者:具有传奇色彩的谶言与秦始皇的内心世界、神态等值得思考;第二段用一种符号提示读者:历史的重大转折就在这里,赵高、胡亥、李斯三人就是历史转折的导演,“阴谋”、“诈”是他们的手段。再如《项羽本纪》:

由于巨鹿之战是项羽一生由微弱到强盛的转折点,司马迁用十分笔力写出这场大战,评点者的符号变换了四次,使读者想象其场面的豪壮。通过例证看出,“点”首先从视觉上给读者以吸引力,需要读者放慢阅读节奏,仔细体悟文本的“空白”。这种无语的提示,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窥一斑而知全貌,明代的《史记》文学评点在“点”的运用上,基本都是这种形式。

再看“评”。包括总评、夹批、旁批、眉批、尾评等形式。我们以明末金圣叹的批评为例,看“评”的形式和特点。金圣叹虽然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史记》评本,但在他评点的《才子古文》中保存了评选的《史记》序赞九十余篇。如评《酷吏列传序》②:

【总评】

短幅,却作三段文字:第一段,引孔、老本论,以“信哉是言”结;第二段,痛亡秦密网,以“非虚言也”结;第三段:颂汉兴尚宽,以“由是观之”结。笔态奇特之甚。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引孔本论。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引老本论。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总赞孔、老本论,慨然有味其言。昔天下之网尝密矣,“昔天下”,秦天下也。自此至“非虚言也”,乃是一气转落成句,并无正反曲折。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验“网密”之祸如此。当是之时,“当是之时”,秦时也。吏治若救火扬沸,秦吏治也。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下“胜任”字,已可恨,又下“愉快”字,写尽秦吏治之惨酷。言道德者,溺其职矣。言当秦时,孔、老之言,岂复信哉!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杂引二圣人语合作一句,妙!犹言若说无讼,便大笑之也。盖当秦时真有如此。汉兴,破觚而为圜,斲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妙妙。言宁漏大奸,此汉之宽,然终训至于无奸。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妙妙。言有尽而味无穷,孔、老本论,胡可忽耶!

这段评论,总评首先概括原文三段旨意,然后对原文进行分句评论(夹评)。可以看出,其评论语言短小精悍,而且着重在原文的段落层次、语气转折、用词艺术、阅读效果等。这也是明代《史记》文学评点中“评”的主要特点,对读者理解原文颇有帮助。

由于评点《史记》的人愈来愈多,于是出现了辑录历代名家评点的著作,以凌稚隆《史记评林》最有代表性,文本页面的内容更为丰富。其收录的范围,凌氏《史记评林·凡例》有如下说明:“太史公《史记》批评,古今已刻者,惟倪文节《史汉异同》、杨升庵《史记题评》、唐荆川《史记批选》、柯希斋《史记考要》;其抄录流传者,何燕泉(孟春)、王槐野(维桢)、董浔阳(份)、茅鹿门(坤)数家。若杨铁崖(维桢)、王守溪(鏊)、陈石亭(沂)、茅见沧(瓒)、田豫阳(汝成)、归震川(有光)数十家,则又搜罗而出之,悉选录入兹刻。”③音韵训诂、史实考订、层次分析、艺术特征等都在收录之列,其中着重在艺术分析。如《秦楚之际月表序》开头一段:

【篇首评:杨慎曰:此篇文字英发俊伟……】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旁批:此四句谓高祖。】五年之间,号令三嬗。【旁批:陈、项、刘。】《集解》音善。《索隐》古“禅”字,音巿战反。三嬗,谓陈涉、项氏、汉高祖也。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索隐》音己力反。亟训急也。

【眉批:茅坤曰:读《秦楚月表》而而海内土崩鼎沸之始末甚矣。……】


【眉批:(李光缙)增:赵恒曰:秦楚之际者,秦则二世、王子婴,楚则陈涉、义帝与项籍也。】


【眉批:凌约言曰:此表字不满五百,态度无限委蛇,如黄河之水百折百回,此干景升《晋纪论》之祖。】


【眉批:茅坤曰:《月表》之文甚跌宕,道古可诵。】


【眉批:按:自首至“若斯之亟也”,言陈、项、刘三人之兴。】


【眉批:董份曰:关键全在“自生民”以下二句,后特分疏耳。】


这段汇评,有总评、夹批(即“三家注”)、眉批、编者旁批、编者按语等,引用的评论者有明代杨慎、茅坤、凌约言、董份以及李光缙的增补等。重点在于文章风格、段落关键方面。


汇评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有时把不同人的观点摆出来,客观上造成了问题论争,给读者较大的启发。如《货殖列传》,篇首、眉批上有许多人的评论,并有编者自己的按语,正文中有夹评(“三家注”等)、旁评,篇末又有总评。由于《货殖列传》从汉代班氏父子以来就有多种不同的批评意见,因此,本篇汇集的评论就有不同观点的碰撞,反映出评点者思想的交锋。其它篇章如《游侠列传》、《太史公自序》等,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


总之,《史记》文学评点就是细读文本,在字里行间寻找司马迁设置的“密码”。这就需要评点者有独特的眼光,能够与司马迁心心相印,与《史记》文本融为一体。同时,读者也需要有鉴别是非的能力,一边读《史记》原文,一边体会评点者的思想,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二、明代《史记》文学评点的兴盛及其原因


《史记》评点到明代中后期达到兴盛阶段。兴盛的标志首先在于评点队伍的庞大。根据有关资料可以看到,许多文人都对《史记》进行评点,如杨慎、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茅坤、陈沂、陆深、王鏊、王维桢、王韦、董份、何孟春、钟惺、金圣叹等,除综合性评论外,大部分是逐篇评点批注,即“评点”、“评钞”,这种著作在明代多达三十余种,如杨慎的《史记题评》、唐顺之的《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何孟春的《史记评钞》、王慎中《史记评钞》、董份的《史记评钞》、钟惺的《钟敬伯评史记》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茅坤的《史记钞》和归有光的《归震川评点史记》。随着各种评点的出现,辑评工作应运而生。凌稚隆《史记评林》搜集整理历代百余家的评论,汇为一编,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茅坤在序中称之为“渡海之筏”。其《史记评林姓氏》罗列晋至元代学者64人,明代学者85人。当然,凌氏除了集各家之说外,许多地方还有自己的评论,且能启人耳目。后来,明代的李光缙在《评林》基础上进行了增补,使该书更加完备。另外,朱东观《史记集评》,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且大都着眼于文学方面,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


《史记》评点兴盛的标志还在于评点手法的成熟。总体来看,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抓住文本的关键之处,从字里行间发现问题,以小见大。如陈仁锡《陈评史记》评《老子传》:“‘隐君子’三字,乃老氏千古公案,知此则纷纷之神仙怪诞之说妄矣。”凌稚隆《史记评林》评《外戚世家》:“传中历叙薄氏侯一人,窦氏三人为侯,王氏三人为侯,卫氏五人为侯,见外戚之宠,以渐而升。”杨慎《史记题评》评《樊郦滕灌列传》:“《灌传》无他异,只以十一‘以’字,不避重迭,正欲班班见眼目,此纪事之转态也。若尽如他传,即史文千百无异。不特不必删,亦不可删。”陈仁锡《陈评史记》评《樊郦滕灌列传》:“《滕公传》以‘太仆’二字为主,凡四‘为太仆’,五‘奉车从击’,四‘以兵车辄攻战疾’,五‘以太仆从击’,三‘以太仆侍’。种种战功,自始至终不离‘太仆’,此子长作文用奇处。”这种评点,以文本为基础,从最基本的字词入手,挖掘隐藏在作品中的深意,给读者以启示。


第二,对比手法。评点者在评点一个篇目时,为了认识其特点,往往与《史记》其它篇目对比,或与《史记》之外的典籍进行对比,显示出开阔的视野。如凌稚隆《史记评林》引董份评《景帝纪》:“《孝文纪》备载诏令德泽,而《景纪》止书年月,赞中亦止及七国之事,盖景帝不及文帝远甚,意固有在也。”引董份评《范睢蔡泽列传》:“《史记》之《范蔡传》,即《庄子》之《秋水篇》,闳深奥衍,壮丽奇博。……不读此者,不知文章之大也。”陈仁锡《陈评史记》评《老子传》:“《老子传》三用‘或曰’,一用‘或言’,皆疑词也,与《荀卿传》后两‘或曰’同例。”类似的评论能引导读者从更广阔的方面认识问题。


第三,许多评论运用反诘句、疑问句等,提出问题,表达观点,具有较大的启发性。茅坤《史记钞》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太史公次《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而天下一切摧锋陷敌之士并得拜封,海内户口耗矣,太史公并不及之,岂避忌重祸之故欤?”评《田单传》:“太史公作列传七十,传节义者伯夷耳,若豫让入《刺客》,若王蠋,则以附见齐田单传后,岂数千百年之间义士忠臣凋丧至此耶!太史公所向慕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夫!”唐顺之《精选批点史记》评《萧相国世家》:“汉高之狙诈猜忌,鲍生知之,召平知之,又一客知之,史公又从而反复著明之,而读者不察,犹谓其豁达大度,何哉?”这些评论,有些看起来是表面疑问,实则观点鲜明,引人思考。


第四,评点语言大都生动活泼,简明精练,有些则具有气势和力量。如杨慎《史记题评》评《樊郦滕灌列传》中《樊哙传》:“‘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云云,‘流涕’数语,粗粗卤卤,有布衣之忧,有骨肉之悲,不独似哙口语,而三反四正,复情词俱竭,只是子长笔力。至一‘绝’字,惊痛声泪俱透,更千万语不能尽,更千万人不能道。”这种评点语言,读起来很有感染力。


               明代《史记》评点的兴盛还在于评点内容的丰富性和观点的新颖性,下文将予以论述。


明代《史记》文学评点之所以兴盛,笔者以为首先是与文学复古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前期,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文学创作以及学术都较空疏。到了中后期,文坛上掀起复古思潮,其时宰相李东阳主文炳,天下翕然宗之。李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前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文称左、迁,赋尚屈、宋,诗古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④“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⑤《史记》成为文人效法、学习的榜样。唐宋派代表人物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等人,对《史记》推崇备至,并且都评点或评钞过《史记》。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有王世贞、茅坤、徐中行的序言,对《史记》颇为赞赏,他们也都是当时文坛的主将。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说归有光:“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⑥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出现,文学家评点《史记》、学习《史记》,《史记》的文学声价随之提高,其文学经典地位更加突出。


其次,《史记》文学评点的兴盛与印刷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宋元以来中国的印刷术有了较大发展,到明代时,官方和私人刻书业高度发达,尤其是嘉靖、万历两朝,是中国古代刻书的极盛时期,人们常称道的《史记》“嘉靖三刻”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即柯维熊校本、王延喆刊本、朱维焯刊本。据《史记研究资料和论文索引》⑦,明代刻印《史记》达23种之多。印刷技术发展到后来出现套版印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因为评点往往需要不同的颜色作标识,如万历四十八年(1600)闵振业等人辑刻的《史记钞》九十一卷,套版印刷技术已到非常精湛的地步了,陈继儒《史记钞序》云:“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升再变而为活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书日富亦日精。吴兴朱评书既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然不过一二卷或数卷而止;若《史记》卷帙既重,而品骘尤真。”把套版印刷的意义与冯道推行印儒经、毕升发明活字印刷相提并论。另外如凌稚隆刻印《史记纂》二十四卷,也是套版印刷《史记》方面的重要著作。


再次,前代《史记》文学评点的影响。文学评点源远流长,唐代是形成期,宋元是发展期,明代是全盛期⑧,《史记》文学评点,基本与此同步。唐宋元时期,《史记》文学评点逐步形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汉书》中有四篇纪、六篇表、三篇书、四十篇传根据《史记》改写而成,倪思的《班马异同》将这些篇目逐字逐句加以比较。在此基础上,刘辰翁又加以评点,从中分析优劣,并且对《史记》的文法有专门的品评,如评《项羽本纪》:“叙楚汉会鸿门事,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可以说,《班马异同评》是较早把《史记》当作艺术品进行鉴赏的,许多结论也较为公允,其研究方法也颇有独特之处。以《班马异同评》为代表,可以说是评论家细读文本的开始。这种特点,也体现在宋代的古文选本对《史记》作品的选择和点评上,如真德秀《文章正宗》选择《史记》叙事、议论的作品54篇(段)作为散文的典范,这种做法对明清的古文选本有较大影响。


另外,明代“史抄”风气的盛行,也促进了《史记》评点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史记》选本,如凌稚隆的《史记纂》,焦竑选辑、李廷机注、李光缙汇评的《史记萃宝评林》,茅坤《史记钞》等。


《史记》文学评点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家的评点,既是理论批评,又是把《史记》作为学习的榜样,体现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尤其是前后七子、唐宋派等重要文学家,由“经典阐释史”进而发展到“经典影响史”,推动了《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进程。


三、对《史记》艺术美的评点


明代《史记》评点内容广泛,评点者无处不在,无所不评。在评人物、评事实之外,更多的是评叙事特点、人物刻画、章法结构、文章风格、语言艺术等诸多方面。总体来看,明代对《史记》文学成就予以高度评价。如茅坤《史记钞》卷首云:“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文也。”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里主要是评点评论,不包括文人文集中的评论):


评章法结构。这是明代评点家从文章笔法角度对《史记》进行的评点,非常仔细。如凌稚隆《史记评林》评《项羽本纪》引唐顺之曰:“著‘河北之军’一句,是断文法”;评《高祖本纪》引杨循吉语:“此叙斩蛇,转笔法。”评《曹相国世家》引杨慎曰:“按此与《绛侯世家》及《樊郦滕灌列传》叙战功处,同一凡例,纪律严整,可为叙战功之法。”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评《田单列传》:“此传如事书之,不复添设,而简淡之中笔端曲尽,自首讫尾,融结宛然,更不可分化。赞后附出二事,承前淖齿既杀愍王于莒及燕长驱平齐,与世家相为跌宕,而著齐之所以转亡而为存也。史公此等见作传精神洋溢处,昔人云峰断云连是也。”陈仁锡《陈评史记》评《伯夷列传》:“颇似论,不似传,是太史公极得意之文,亦极变体之文。”凌稚隆《史记评林》评《老子传》:“此传始终变幻,真犹龙哉!”杨慎《史记题评》评《陈涉世家》:“既叙陈涉发难之颠末,又原其所以败之故,而申言之,叙事之法也。”等等。作为《史记》的章法结构,每篇都精心设计,各有特点,对此,明人的评点也能抓住其中的要害:


《曹相国世家》:“‘清静’、‘宁一’四字,一篇之大旨也。”(茅坤《史记钞》卷二十八)


《陈丞相世家》:“太史公通篇以‘奇计’两字作案。”(茅坤《史记钞》卷三十)


《酷吏列传》:“‘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一篇大纲。”(唐顺之《精选批点史记》卷五)


《孙子吴起列传》:“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凌稚隆《史记评林》卷六十五)


《商君列传》:“通篇以‘法’字作骨,……血脉何等贯串!”(凌稚隆《史记评林》卷六十八)


《外戚世家》:“总叙中突出一‘命’字,作全篇主意,逐节叙事,不必明言命字,而起伏颠倒,隐然有一命字散于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葛鼎、金蟠《史记汇评》卷四十九)


《李将军列传》:“《李广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卫青传》以‘天幸’二字为主。”(陈仁锡《陈评史记》卷一百九)


这样的评点,在评点著作中非常普遍,是《史记》文学评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评点是文本细读,细读的基础首先是章法结构。 


评叙事。《史记》是叙事文学的典范,因此,评点家非常注意《史记》的叙事手法。凌约言说:“太史公叙事,每一人一事,自成一片境界。”⑨茅坤《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于中欲损益一句一字处,便如于匹练中抽一缕,自难下手。”王维桢评《史记》笔法说“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续颠,或繁条而约言,或一传而数事,或从中变,或自旁入。意到笔随,思余语止。”⑩都强调了《史记》叙事的独特之处。如《李斯列传》,展现李斯个人一生由乐而悲的过程,但由于李斯在秦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一生与秦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秦王朝一些重大变化都在此传中有所反映。茅坤《史记钞》评点曰:“《李斯传》传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变法之事仅十之一二,传高所以乱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此是太史公极用意文,极得大体处。学者读《李斯传》,不必读《秦记》矣。”葛鼎、金蟠《史记汇评》引钟惺评曰:“李斯古今第一热衷富贵人也,其学问功业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贵之资,而其种种罪过,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之道也。究竟斯之富贵仅足以致族灭,盖其起念结想,尽于仓鼠一叹。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并天下,而于秦亡关目紧要之处皆系之《李斯传》,若作《秦本纪》者。而结之曰‘遂以亡天下’,见人重富贵之念,其效足以亡天下。”茅坤、钟惺都看到了此篇叙事的特殊性,本篇虽属“列传”,却具有“本纪”纲领性的特征。又如,《史记》叙事有时与议论相结合,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凌稚隆《史记评林》引王维桢曰“《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孙弘》、《郑庄》等传,及《儒林传》等序,此皆既叙其事,又发议论,观词之辩者,以为议论可也;观实之具者,以为叙事可也。变化离合,不可名物,龙腾凤跃,不可缰锁,文而至是,虽迁史不知其然。晋人刘勰论文备矣,条中有《熔裁》者正谓此耳。夫金锡不和不成器,事词不会不成文,其致一也。”对于《伯夷列传》等篇章叙事夹议论的特点予以高度认可。《史记》叙事,还特别注意线索的转折,明人对此亦有充分的认识,如唐顺之《精选批点史记》认为,《项羽本纪》的关目在义帝,“太史公叙立义帝以后,气魄一日盛一日。杀义帝以后,气魄一日衰一日,此是纪中大纲领主意,其开合驰骤处有喑噁叱咤之风。”抓住了本篇叙事的关键所在,立义帝顺应楚国人心,所以项羽兴盛;杀义帝,失去楚国人心,也失去天下人心,因而项羽失败。


评《史记》刻画人物。《史记》是纪传体,核心任务是刻画人物,通过人物反映历史的变化,司马迁运用多种手法,写出不同人的情貌和个性。茅坤《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从个性化角度总体上分析了《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形象,指出:“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写生者,春华秋卉,并中神理矣。”并且用“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慨者尤多”、“文多感”、“太史公所慨于心者”指明太史公写人物时充满着强烈的感情。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茅坤语:“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说明《史记》评点人物产生的审美效果。即使同类人物,司马迁也能写出其不同的个性,尤其是《史记》的类传如《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人物个性颇不相同。又如战国四公子,都是喜爱养士,门下食客三千,但各自性情大不相同。陈仁锡《陈评史记》:“四君传,《信陵》篇为最,一篇中凡言‘公子’者一百四十七,大奇大奇!”唐顺之《精选批点史记》曰:“此传不袭《国策》,是太史公得意文。”茅坤《史记钞》曰:“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史记》为了刻画人物,运用个性化语言、细节描写、心理描写、气氛渲染等多种艺术手段,明人评点也都注意到了,并予以细致评点。


评《史记》风格。《史记》叙事写人,风格多样化,各篇风格迥异。茅坤《史记钞·序》说《史记》“指次古今,出风入骚,譬之韩、白提兵而战山河之间,当其壁垒部曲,旌旗钲鼓,左提右挈,中权后劲,起伏翱翔,倏忽变化,若一夫舞剑于曲旃之上,而无不如意者,西京以来,千古绝调也。即如班掾《汉书》,严密过之,而所当疏宕遒逸,令人读之,杳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间,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窃疑班掾犹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窍也,而况其下乎!”对其多样化风格予以高度赞扬。李维桢《史记新序》云:“子长去周未远,汉又斲雕为朴,故其文蕴藉深厚,而非镂冰雕楮之纤巧。”“汉武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海内骚然,不胜忧世愤俗之意,故其文激昂悲壮,精神焕发,不可迫视。”“焚书焰息,挟书律除,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莫不毕凑,既身继文史职,传受览诵,广博淹浃,又浮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讲业邹鲁,……名山大川,无所不历,耳目日豁,知意日增,故其文穷尽极变,因应无方。”宋代马存曾把司马迁的经历与其多样化文章风格联系起来评论,对人们认识《史记》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⑪。李维桢则把《史记》风格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也颇具慧眼。具体到每篇评点,如《五帝本纪》,陈仁锡《陈评史记》以“高古质邃”评之,金圣叹《批才子古文》亦曰:“此为史赞之首,最古劲,最简质,而意义最多,顿挫最大。读之,生出通身笔力。”《周本纪》,陈仁锡《陈评史记》以“文奥”、“文简”、“文肆”评之;《项羽本纪》,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以“雄伟”评之;《平原君列传》,杨慎《史记题评》以“雄深”评之,《范睢蔡泽列传》,《史记评林》引董份以“闳深奥衍,壮丽奇博”评之,等等。他们的评点,使读者看到了《史记》多方面的成就,引导读者深入领会每篇的独特之处。


总的来看,明代的《史记》文学评点中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而且有些极具价值。如金圣叹,他不仅评点《史记》,而且在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时多处涉及《史记》,如《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⑫。


这是把《史记》与《水浒传》进行对比,而且明显看出两者的不同之处,以及《史记》对《水浒传》的影响。这给研究《史记》与小说关系问题打开了思路,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认识《史记》的文学价值。


 明代的古文选本,如陈仁锡《先秦两汉文脍》、《古文奇赏》,冯有翼《秦汉文钞》等,把《史记》视为古文经典,都对《史记》作品有收录和点评,这是宋代以来古文选本、古文学习的进一步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巩固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


四、《史记》文学评点与《史记》文学经典化


《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就是读者对《史记》文学特征、文学价值逐步认识的过程,这从汉魏六朝时期就已经起步,到了唐代由于古文运动等原因确立了《史记》的文学地位,宋元时期《史记》文学地位进一步加强,明清时期则更加巩固⑬。明代的《史记》文学评点,通过对其文学意义的仔细阐释,使它的文学价值得以挖掘、认可、传播,对《史记》文本的文学经典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史记》文学评点之于读者,会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评点者从《史记》词句、章法、叙事、写人等方面一步一步把读者引入它的艺术境界,使更多的人了解《史记》,认识《史记》,并且提高自己的阅读鉴赏水平,这也促进了《史记》的消费与传播、接受。如《史记》叙事写人时常常运用讽刺手法,普通读者有时未必能发现,但评点者可以给读者以提示。如《封禅书》,凌稚隆《史记评林》引凌约言曰:“太史公作《封禅书》,其于祷祠百出,则随之以若有符应之言,于求仙无方,则随之以‘终不可得’之言,迁文微文见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无道昭昭矣。”葛鼎、金蟠《史记汇评》引钟惺曰:“此书妙在将黄、虞历代祀典与封禅牵合为一,似涉傅合,而其格格不相蒙处,读之自见。累累万余言,无一着实语,每用虚字诞语翻弄,其褒贬即在其中。”都指出了《封禅书》的讽刺艺术。又如金圣叹评《吕太后本纪赞》曰:“此是三段文字,却是倒装笔法。若顺写之,应云:‘孝惠高后之时,刑罚稀,民滋殖。彼不出房户而致此晏然者,以黎民新离战苦,甚欲休息也。’言外,便见已前数十年,生灵涂炭。”又如《匈奴列传》,茅坤《史记钞》评曰:“太史公甚不满武帝穷兵匈奴事,特不敢深论,而托言择将相,其旨微矣。”凌稚隆《史记评林》引余有丁评曰:“传内每言击胡,胡辄入边杀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汉使,相当。至匈奴远遁,颇耗矣,然犹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浞野。李陵、贰师之败没,见武帝虽事穷黩,而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实寓讥云。”这些提示,指出了《史记》叙事写人时意在言外的特点,无疑对读者的阅读理解有很大的帮助。而评点中运用的特殊符号以及层次段落的分析,就是读者阅读文本时的向导。


评点之于《史记》文本,具有解密的作用。《史记》作品,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评点者独具慧眼,挖掘宝藏,扩大了文本的内涵。《文心雕龙·知音》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每个作家的创作,都是基于现实的需要,有一定的目的意义和创作期待。这种目的和期待,隐藏在作品之中,如同一个密码。评点者通过对作品的意义阐释,密码的解读,与作家心灵沟通,形成共鸣,实现作家的创作期待,而且通过评论阐释,参与作品价值的实现,乃至于扩大其价值。如司马迁把项羽放入“本纪”体例中,具有深刻的意义。葛鼎、金蟠《史记汇评》引钟惺曰:“司马迁以项羽置本纪,为《史记》入汉第一篇文字,俨然列汉诸帝之前,而无所忘。盖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钟惺揭示出司马迁如此做法的意义是“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很有见地的。又如金圣叹批《越王勾践世家赞》:“极赞勾践,是史公专心喜此一辈人物。”《季布栾布列传赞》,凌稚隆在“然被刑戮为人奴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句旁批:“此数字子长自见。”在此论赞眉批引茅坤曰:“太史公极苦心处,都是描写自家一片胸臆。……迁且谓贱妾,感慨自杀非能勇也,计划无复之者,乃藉以自述其隐忍苟活以成史书之意。”又引凌约言曰:“太史公于士之隐忍而不死者,必啧啧不容口,岂其本志哉,无非欲以自明且舒其愤闷无聊之情耳。”评点者揭示出司马迁写在逆境中奋发有为之人,目的在于表现自己隐忍苟活的情感,这些作品中都有司马迁的影子。


《史记》评点之于评点者来说,是观点、感情、立场、水平的一次测试,评点者经过对《史记》的阅读、理解,自己接受,并且期望把《史记》和自己的见解传达给更多的人,这要求评点者应有德识才学。章学诚《文史通义·知难》云:“人知《易》为卜筮之书矣,夫子读之而知作者有忧患,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离骚》为词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⑭。”这个提醒非常重要,评点者自己要做司马迁的“知己”,只有了解他的创作思想、创作目的,才能更好地评点,抓住要害。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茅坤《史记钞》评曰:“两人为一传,中复附赵奢,已而缀李牧,合为四人传,须详太史公次四人之线索,才知赵之兴亡矣。”葛鼎、金蟠《史记汇评》引钟惺曰:“以廉颇、蔺相如主名,中间赵奢、李牧周旋穿插,断续无痕,而赵之兴亡,节目全在于此。数人共一传,只如一人,贤才关系国家,从文字章法中错综写出,此史之识也。”评点者对司马迁的思想有深刻体悟,所以评点也颇为透彻。


《史记》评点之于文学评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虽然以感悟为主,但它不脱离文本,在细读文本中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评点中既提出问题,又用形象生动语言加以评点,虽无长篇大论,但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如金圣叹评《屈原贾生列传赞》:“先是倾倒其文章,次是痛悼其遭遇,次是叹诧其执拗,末是拜服其邈旷。凡作四折文字,折折都是幽窅、萧瑟、挺动、扶疏。所谓化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更不分何句是赞屈,何句是赞贾。”评《张耳陈余列传赞》:“写张耳、陈余,直写至其宾客,乃至其厮役尚皆是俊杰卿相。然则张耳、陈余为何如人哉?而一旦以利,遂至大隙。甚矣,利之不可轻交!此是史公放声哭世文。”这些评论将司马迁与历史人物融为一体,给读者揭示出《史记》写人的内在情感。另外,《史记》评点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词语,既促进古代文学理论发展,也促进《史记》作品的广泛传播。这些理论词语如:“风神”、“精神”、“神理”、“境界”、“雄奇”、“疏宕”、“悠远”、“古劲”、“幽窅”、“闳深”、“壮丽”等,都为后代的古文理论家提供了借鉴。当然,与一般的纯文学作品不同,《史记》的文学特征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许多评论仍然注意事实评论。


明代《史记》文学评点,继承前代优良传统,同时为后代《史记》文学评点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典范。如清代牛运震《史记评注》、吴见思《史记论文》、李晚芳《读史管见》、姚苎田《史记菁华录》、储欣《史记选》、邵晋涵《史记辑评》、李景星《史记评议》、程余庆《史记集说》等,都受到明代《史记》文学评点的影响。由于宋代以来《史记》文学评点愈来愈多,尤其是明清时期达到高潮,此后还不断发展,因而它就成为《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如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序》所言:“盖自《史记评林》行,龙门子盖藉是赫寰中。”⑮。

注:

① 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光绪二年武昌张氏刻本,以下引用归氏评论均出自此本。


② 金圣叹著,张国光点校:《金圣叹批才子古文》,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以下引金圣叹批语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此本。


③ 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卷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9页。本文引用《评林》评点均出自此本。


④ 李贽:《续藏书·何景明传》。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四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77页。

⑤ 张廷玉:《明史·文苑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07页。


⑥ 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


⑦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记研究资料和论文索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⑧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⑨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四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


⑩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


⑪ 凌稚隆《史记评论》卷首引马存《赠盖邦式序》云:“子长平生喜游,……今于其书观之,则其生平所尝游者皆在焉。”并把《史记》奔放而浩漫、停蓄而渊深、妍媚而蔚纡、感愤而伤激、雄勇猛健、斩绝峻拔、典重温雅等风格与司马迁的生平经历联系起来。详见《史记评林》卷首,第161页。


⑫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林干主编《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第三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⑬ 详见笔者《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一文,载《文学遗产》2012年第5期,第144-156页。


⑭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366。


⑮ 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卷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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