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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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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区的《史记》研究(1949-2019)

时间:2020-07-27   浏览:1816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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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铭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伍宜孙书院辅导长;并任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大禹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以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理事等。研究领域包括儒家文献、汉唐经学、历代避讳、域外汉籍、博物学等。著有《贾谊新书论稿》(2010)、《孔子的生活智慧》(2011)、《颜师古经史注释论丛》(2016)、《孟子的人生智慧》(2017)、《贾谊及其新书研究》(2017)、《汉书及其春秋笔法》(2019)等。



香港地区的《史记》研究(1949-2019)

潘铭基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

 

摘 要:司马迁《史记》自成书以后,流播未广,在宋代以前其研究状况皆不及《汉书》。自赵宋以后,撰史求通史之风,加之以古文运动之勃兴,《史记》渐见重要。明清以降,研治《史记》者代不乏人,至近世犹然。香港地处中国边隅,自上世纪以来,专上院校教师即成《史记》研究之主力。国学研究在南来学者推动之下,成为传统与西方学术思维结合的一支新势力。香港地区之《史记》研究大多着重经典之重读,以及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审视过去学者的解读。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特重薪火相传,香港地区的专上院校过去多有开设《史记》科目,并以此培养《史记》研究的人材。因此,香港地区的学位论文题目所见,包括本科、硕士、博士论文等,多涉及《史记》。本文以香港地区所见各类型的《史记》研究材料为据,阐述当中研究概况和重点,以补《史记》研究史上过去未被关注的一隅。

关键词:史记;国学;香港;期刊;南来文人

基金项目:项目批准级别:2013年度国家社会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编号13&ZD111)阶段性成果。


 

一、概說

 

    司马迁《史记》自书成以后,得其外孙杨恽于宣帝时宣布其书,始告流传。然而,较诸班固《汉书》而言,时人对《史记》之研究实在有限。此因《史记》书成以后,时人或称之为“谤书”,且十篇有录无书之说,更可能出于武帝之删削。因此,汉魏六朝以至唐代初年,《史记》之研究较诸《汉书》实有所不及。此中所言研究,包括《史记》各本、注释等。清人赵翼尝言唐代初年三大显学,一曰三《礼》,二曰《汉书》,三曰《文选》,最可概括《史记》研究有所不如《汉书》,其论《汉书》云:

 

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干注《汉书》,解释详明,承干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邱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暐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又顾允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1]141

 

赵氏所言最可概括六朝、唐初《汉书》之盛况。据其说,此时以三礼、《汉书》、《文选》为三大显学,遍及经部、史部、集部,而《史记》不在其中。

 

《史记》乃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载录三千年史事于一书,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年间,全书只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计有一百三十篇。自赵宋以后,撰史求通史之风,加之以古文运动之勃兴,《史记》渐见重要。明清以降,研治《史记》者代不乏人,至近世犹然。

 

学者研究《史记》研究,从不同角度入手,包括司马迁之生平、《史记》体例、各篇旨意、《史记》版本、校勘、注释、评点等。就现有研究观之,诸如文献学、文学皆有之,呈百花齐放之状。

 

香港地处中国边隅,自上世纪以来,专上院校教师即成《史记》研究之主力。1949年之后,国学研究在南来学者推动之下,成为传统与西方学术思维结合的一支新势力。就《史记》研究而言,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如版本学之类需要大量善本为基础,此等研究在香港地区只能阙如。反之,香港地区之《史记》研究大多着重经典之重读,以及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审视过去学者的解读。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特重薪火相传,香港地区的专上院校有开设《史记》科目,并以此培养《史记》研究的人材。因此,香港地区的学位论文题目,包括本科、硕士、博士论文等,多涉及《史记》。

 

本篇之撰,以香港地区所见各类型的《史记》研究材料为据,阐述当中研究概况和重点,以补《史记》研究史上过去未被关注的一隅。所谓《史记》研究与传播在香港,有数项重点需要事先说明。第一,本文标题所谓“香港”者,遍及香港学者在其他地区发表与《史记》相关的论文。第二,各地学者在香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成果,以及在香港出版与《史记》相关的书刊,亦包括在内。第三,本文所论旨在言其大概而不求全,以分析《史记》研究的大概情况为标的。第四,《史记》在香港专上院校的教学情况以及民间传播,所重亦在其概况而不在求全。

 

二、《史記》研究在香港

 

香港位处中国南端,乃属边缘,自古以来人迹罕至,更遑论传统文化的推广与宣扬。然自十九世以来,中西交往日益频繁,而香港在十九世纪中遭清廷割让英国,此地亦因此成为中西文化汇聚交流之一隅。提倡国学者,多以传统儒家经学为核心。国学在香港亦可从儒家文化说起。

 

自1949年以后,不少新儒家知识分子移居香港,其中包括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他们在香港的《民主评论》九卷一期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篇宣言,名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此文不但向世界昭告中国文化不灭的信息,更重要是当时的人和事物都发生在香港,代表了南来知识分子对国学在香港的贡献。

 

1949年,钱穆、唐君毅等南来学人南下香港,为的是兴学育才、弘扬中国文化、延续中华文化于海外的志业宏愿。在南来学人中,钱穆、唐君毅到达香港后,怀着为中国文化延续命脉的精神,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困苦下,兴发“千斤担子两肩挑”的豪情,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在香江树起了一座弘扬中国文化的长城。在钱穆、唐君毅等新亚创办人及其同道的学术和精神感召下,培育的一批流亡和本地青年,薪火相传,对香港人文教育和儒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亚书院的重要学者,还包括曾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吴俊升、书法家曾克耑、历史学家左舜生、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国学家饶宗颐、罗香林等。陈来说:“熟悉现代新儒家历史的人都知道,香港是其重要舞台之一。直至今日,儒家在香港仍香火不断。”(陈氏在2017年6月23日在《香港新儒家》新书研讨会发言)1959年,新亚接受香港政府的建议,改为专上学院,参加统一文凭考试,同时接受香港政府的补助。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由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组成。新亚成为成员书院,1973年迁入沙田马料水的香港中文大学以迄至今。

 

在香港的专上院校里,中文学报如《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1968年创刊)、《东方文化》(香港大学,1954年创刊)、《饶宗颐国学院院刊》(香港浸会大学,2014年创刊)、《人文中国学报》(香港浸会大学,1994年创刊)、《岭南学报》(岭南大学,1999年复刊)等,皆载有与《史记》研究的论文,钻研既精且深。本文所讨论的学术论文,大多来自此等刊物。

 

(一)司马迁及其生平研究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所谓“知人论世”,讨论《史记》之前,必先论述司马迁之生平。在香港出版的《史记》论著,多有论及司马迁之生平事迹,使读者在研读《史记》以前,可有适切的背境资料。例如季镇淮先生的《司马迁(大家小传)》(香港中华书局2002年版),在中国内地早在1950年代已告出版,实乃以评传体形式撰写的司马迁生平资料。2002年,香港中华书局将此书重印,香港读者因此得见大家手笔。

 

司马迁能成《史记》之编撰,与其亲身游历关系密切,程万里〈司马迁的旅游与创作〉讨论太史公旅游与创作的关系。[2] 司马迁游历非常丰富,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3]3293其中所谓“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对其编撰孔子事迹至为重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特别指出自己曾经亲临孔府与孔庙。“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3]1947梁启超云﹕“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覩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4]59-60指出史迁撰写〈孔子世家〉之资料来源。张大可指出司马迁用多种途径搜求史料,其中〈孔子世家〉所言“车服礼器”,即属“文物与图象”一类。[5]150由是观之,实地实物考察构成司马迁考证孔子生平重要一环。《春秋》乃香港民办的文史传记杂志,程氏此文刊载其中,可见其带有传记性质。

 

    司马迁生活于西汉初年,其时学术尚未定于一尊,有先秦诸子学风之遗。因此,探讨太史公在《史记》所反映的思想亦是研究的重点。刘伟民〈司马迁思想研究〉分为十二部分,第一部分说明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之地位,第二部分概言《史记》之基本状况,此下第三至第六部分析论司马迁之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思想,第七至第十二部分则宏观讨论司马迁之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社会观、伦理观、神道观等。[6] 此文撰写时代稍早,未有严格遵守现代学术论文之规范,通篇未见注解,读者在翻检其所引《史记》原文略有困难。

 

有关司马迁生年之讨论,聚讼不休,蒙传铭〈司马迁生年问题之重新商搉〉即就郑鹤声《司马迁年谱》所载六种说法加以评骘,指出唯有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说,以及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说较为可信。在详细考证以后,总之以景帝中元五年说为可信,所列证据甚丰,为司马迁生年考证之要文。[7]

 

(二)《史记》综合研究

《史记》一书博大思精,全书综合加以讨论者亦不乏其人。综合讨论《史记》之著述,内容多包括司马迁生平事迹、《史记》体例、各篇概要、文学特色等。至于通读《史记》全书,为其评点、读法等撰文者亦有之。

 

前文尝提及国学传播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关系,而香港中文大学最早期的三间成员书院,包括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皆有不少国学大师在其书院刊物上发表《史记》鸿文。三所书院分别出版《崇基校刊》、《新亚书院学术年刊》、《联合书院学报》,为当时刊载相关论文的园地。潘重规〈史记导论〉[8]分成八个章节,包括《史记》之体制、记事的开端和截稿、材料来源、采用稿件的译述工作、采访工作、插图、短评、发刊词等,指出《史记》如同现代社会的报纸,其言“新闻纸是当前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纪录,历代的史书是过去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纪录。二者记载的对象可说是完全相同,因此二者的性质也应该是相同。”[8]1-2“我们详细研寻分析之后,将会发觉《史记》不是附属于某一朝代的史书,而是大公无私站在全民立场的一部最早的中华民族的通史。它有中华民族最公正翔实的报导,它是中华民族心灵活动的结晶,它将永远和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共同存在!”[8]3全文撰写角度新颖,结合传统与现代的角度,能为读者指示入读《史记》之途。

 

钟应梅〈史记读法〉[9] 乃其就《史记》“选其精要,撰其读法”,并“刊布一二”之文。[9]12全文就〈秦始皇本纪〉和〈平准书〉作讨论,以小见大,揭示细读《史记》之门。如在读〈平准书〉时,指出“篇中往往随叙事而着因果,见得失”。[9]14然后列举篇中例子,以见史迁文字的前后呼应。如此读法,实上承宋明以来的评点传统,而更呈丰富多姿。

 

《史記》一百三十篇之篇目,前人雖有論述,但多為單篇短文,不成系統。劉偉民〈史記一百三十篇篇目的研究〉[10]嘗取之細加鑽研,加以發揮。此文五十餘頁,洋洋灑灑,最後謙言全文乃「僅從人民不留意的篇目去研究,已有這麼多的發現;若果再從《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的內文去探討,則我們將有更大的收穫,當是無疑的」。[10]51劉氏云:「司馬遷的《史記》,不論從任何角度看,誠然是有組織的,有聯系性的,而不是雜亂無章的。就拿卷前的篇目來說,其對標題的擬訂,條目的排比,名號的稱謂,編列的次序,無不經過深思熟慮,雖一名一字,都不隨便苟且,充分表現謹嚴精覈,井然有序的精神。」[10]10全文即以此為思路,探討《史記》編排的旨意。

 

至于《史记》综合研究专著方面,首推汪春泓《史汉研究》。[11]此乃汪氏历年研究《史记》、《汉书》及汉代文学思想的论文结集。作者认为《史》、《汉》之类经典文本的写成,必然融汇编著者进入特定语境的复杂因素,考究这些因素及相互之间关系,对于揭示文本深层蕴涵,意义非凡,可为中国叙述学研究,提供借镜。本书考定,署名班固的《汉书》,实际上与刘向、刘歆父子有不解之缘,在传主遴选、褒贬评价诸方面,《汉书》均与向、歆父子有直接的关联,一部《汉书》围绕楚元王后人在前汉之遭际,尤其以向、歆父子为中心,来记载前汉政治斗争,此令后世对于前汉历史、文化等了解,受到很大局限。出于对《汉书》撰成实情的认识,本书具体研究了向、歆父子学术和论政的特点,以此切入,又具体探究朱买臣、苏武各传写作,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用心,对认清武帝、帝政治实质大有裨益。

 

(三)《史记》分篇研究

《史记》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篇旨各有不同,旨趣相异。在香港地区《史记》研究之中,以分篇研究最多,以下摘取数篇略作介绍。

 

杨勇〈读史记伯夷列传〉虽然是一篇短文,只有一页,然据其所指出:“《史.伯夷列传》是一篇比较难读的文章。”[12] 历代学者亦多认为〈伯夷列传〉有其难以明白的地方。此文将〈伯夷列传〉分为五段,并每段细意分析,以见彼此呼应处。本文之末复言“〈伯夷传〉文义艰深,言者不同,特为诸生发之如此。并当参考徐复观论《史记》(见《大陆杂志》五十五卷五期),王叔岷《史记.伯夷传》斠注(《新社学报》创刊号),曲颖生〈论《伯夷传》居首之原因〉(见《大陆杂志》十二卷三期),钱钟书《管锥篇》页三O五,以及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韩愈〈伯夷颂〉”。[12]3此文形式上虽非严格的学术论文,但仍列出参考资料,态度可取。

 

胡咏超〈《史记.封禅书》征指试析〉[13]讨论“封禅”二字之读音与义蕴。文中援引方苞〈书封禅书后〉、洪颐煊〈释封禅〉、章太炎《检论.原教》等说,分别阐述〈封禅书〉之深意,最后胡氏指出“方、洪二氏之说,为初读《史记.封禅书》者之助。至于太炎先生之论,尤足为好学深思者穷其深诣之资也”。[13]90

 

    《史记》一百三十篇,末篇为〈太史公自序〉,乃司马迁历述祖先,以及表明何以撰史之文。许亦群〈读《史记.太史公自序》札记〉以读书心得的形式,分析〈太史公自序〉微旨之所在,又因此篇乃《史记》一书之纲领,故本文更能揭示司马迁撰史之用心。[14]

 

香港地区不少刊物接受中英文投稿,此特彰显其作为国际城市的形象。吴淑惠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的〈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之研究〉即其例。[15] 此文参考新旧材料,综合比较中西学者的观点,尝试从古今中外有关〈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作者的讨论、表的形式和内容(尤其是倒书与提栏)、汉代的官僚爵制度与权力的递嬗等方面做一深入探析。本文也利用近年来出土的汉简,给表十的外形、格式与保存方式提供新的诠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是《史记》十表中六个记录封爵表的最后一个,记录了汉代政府行政机关中最高的三个职位——将军,宰相和御史大夫,逐一分析表格内表现汉兴以来一百八十六年的上层中央政府机关人事制度的兴废迭代。

 

(四)《史记》与《汉书》的比较

自《史记》和《汉书》书成以后,因其编撰性质相似,所载史事又多有重复,比较二书者即代有其人,香港地区的学者亦不例外。下且略举数例以言取二书以比较的著述。

 

香港乃世界金融城市,结合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成为弘扬国学之一途。秦名扬〈从史记汉书的货殖意识看,中国经济思想的歧途〉篇幅不长,却以《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货殖传》为例,讨论中国经济思想所走的异路歧途。[16] 考诸《史记》与《汉书》,司马迁与班固二人对于经济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汉书》看似袭取《史记》,二者皆有讨论货殖的篇章,然而司马迁最为厌恶国家与百姓争利,此与班固无特定取向大相迳庭。

 

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曾在香港新亚书院任教,著作等身,尝于《新亚学报》上发表〈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17]此文亦见于徐氏《两汉思想史(卷三)》。[18]459-552撰写此文之因由,徐复观云:“为把握汉代史学思想,在〈论史记〉一文后,应当有〈论汉书〉一文。但我感到,与其将两书作平列式的研究,不如将两书作对比式的研究,更能显出两书的特性,并且对史学在专制政治下,向何种方向演变,或可因此而能得到更大的启发性。”[18]459因此,本文乃站在《汉书》的角度而出之,以《汉书》如何袭取《史记》之资料,以及两书在史学精神的异同为线索而加以讨论。然后,徐复观取本纪、表、书志、传等各体为例,并举二书篇章详加比较。最后,更取出二书的文字比较其优劣。

 

潘铭基尝撰有数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比较《史记》与《汉书》。潘铭基〈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汉书》标点异同举隅〉抽取十个例子,以见同为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文字相同而标点互异的情况,并分析何者较是。[19]据二书的出版说明所言,《史记》乃由顾颉刚等负责点校,而《汉书》则由傅东华等负责。由于沟通不足,造成文字相同而标点互异。今北京中华书局重新点校二十四史,《史记》与《汉书》皆在此列,其中《史记》点校修订本已于2014年出版,当中标点有问题处已大多修订更正。又,潘铭基〈《史记》《汉书》互见部分避讳情况研究〉采用互见文献勘正之法,对读《史记》《汉书》,以两汉诸帝名讳为例,讨论两书之避讳情况。避讳之俗起于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延至清末。据前人学者所论,避讳之法多达七八种,包括代字、易体、改读、缺笔置换、空字省文、拆字分析、标识夹注、称字更名等。时代愈后,避讳之法愈加繁复。若就两汉而言,倘遇帝王或尊长名讳,则以代字之法最为普遍,亦最见周密。考证避讳字于文献研究具有极大价值。陆费墀云:“避讳兴而经籍淆,汉唐以来指不胜屈,宋人尤甚。”陈垣亦指出避讳之“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二人所论皆是。[20]又,潘铭基〈《史记》《汉书》关系新议〉指出司马迁《史记》载录五帝至汉武三千年史事,勒为一书,共五十二万多字,开纪传体史书之先。班固《汉书》约八十万字,记前汉一代史事,其中汉高祖至武帝太初以前,内容多据《史记》。今考《汉书》参考《史记》之篇章多达六十一篇,因此,《史》《汉》对读自《汉书》书成以后屡有出现。《史记》成书以后,流传不广,甚至因“微文刺讥”而号为“谤书”。至于《汉书》,极载汉之盛德,传习者众,评价似与《史记》迥异。其实,二书内容相同之处甚多,何以一为“谤书”,一为歌功颂德之文?据二书互见之文,可见其中之《春秋》笔法,以及班固《汉书》之史家精神与微言大义。[21]

 

(五)《史記》注釋研究

《史記》在東漢已有注釋,據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云:「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章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3]後序9準此,《史記》在漢代只有兩種注釋,分別是延篤《史記音義》,以及無名氏《史記音隱》。在今所見《史記》注釋之中,以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最為重要,至宋人將其合刻,稱之為《史記》三家注。後世研究《史記》注釋者,亦以三家注最夥,香港地區亦不例外。

 

黄坤尧钻研《史记》三家注极深,著有不少相关论文,其中包括〈《史记》三家注异常韵母及声调之考察〉、[22] 〈史记三家注异常韵母及声调之考察〉、[23]〈《史记》三家注的重纽现象〉[24]等。以〈《史记》三家注异常韵母及声调之考察〉一文为例,此篇博采《史记》三家注各家读音与《广韵》比较,以黄侃四十一声纽为准,得异常声纽三百六十六条。此文将《史记》三家注之异常声纽归纳为八类,即唇音、舌音、牙音、喉音、齿音、又舌齿相通者、牙喉相通,以及其他。此中清浊不同者共有一百零二例(约占28%)尤值得注意,或与方言现象相关。

 

《汉书》在武帝以前文字,悉据《史记》。因此,注释《史记》者有资取《汉书》,反之亦然。潘铭基〈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用《汉书》颜师古注研究〉即以互见文献为线索,讨论司马贞《索隐》袭取《汉书》颜注之情况,以及二人注解相异时之优劣。[25]

 

    今天,《史记》除了有不少注释本、白话翻译本以外,更有英译本。美国汉学界的《史记》译本,首推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译本。他在1961年初版的英译《史记》,名为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Translated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 in Two Volumes),共翻译了六十五卷《史记》,是美国第一次对《史记》作的大型翻译。倪豪士的整个翻译计划仍在进行中,已完成的六卷《史记》,全由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出版,分别为汉以前的本纪(Vol. 1)、汉代的本纪(Vol. 2)、汉以前的世家上(Vol. 5.1)、汉以前的列传(Vol. 7)、汉代的列传1(Vol.8)及汉代的列传2(Vol. 9)。叶鉴天〈倪豪士《史记.项羽本纪》英译指瑕两则〉针对倪豪士本在〈项羽本纪〉“稍稍”,以及“止壁河内”之“壁”,以为倪豪士在二处之英译均有误。[26]

 

(六)工具书之编纂

香港地区最重要之《史记》工具书编纂,首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汉达文库”之检索系统,此中包括《史记》在内,可减轻今人学者搜寻原文之苦。此外,该中心由何志华、朱国藩、潘铭基等三人合编了《唐宋类书征引《史记》资料汇编》。该书利用汉达文库,网罗唐宋类书征引《史记》之资料,方便学者探究《史记》文本及思想。[27]

 

(七)《史记》专题研究

《史记》乃汉代巨著,能够研究的方向非常多,以下选题可见不同类型的《史记》研究。何志华〈《史记》“重”训“还更”义例探究:兼论粤方言“重”、“仲”两字渊源〉乃跨学科的研究,此文指出“重”这个词在古代是“还更”的意思,可用作动词或并列副词。在《史记》和其他古代作品中都有这样的例子。这个意思只在现代粤语中保留。此文对《史记》和现代粤语中的例子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学者们对《史记》的释义和白话翻译不理解。本文还阐述了现代粤语中“重”和“仲”两个字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现代粤语中所具有的相同含义,并指出现代粤语中广泛使用的一个字是借用了古代有其根源的一个字。[28]

 

潘铭基〈《史记》与先秦两汉互见典籍避讳研究〉从互见文献之角度探讨《史记》与先秦两汉典籍之避讳问题,并从避讳之法研究褚少孙补《史记.龟策列传》与他篇褚补篇章相异之处。互见文献法可应用于校勘古籍之上,借此可以比较同源重文文字异同之原因。至于古籍避帝皇名讳之法,其来有自,《史记》于西汉帝皇名讳有避有不避。再者,褚少孙补《史记》十篇,本文以避讳之法论之,证成〈龟策列传〉所讳与他篇稍有不同。本文先论互见文献及避讳代字法之应用,继而挑选若干例子,分析《史记》与其他先秦两汉典籍之避讳问题。[29]

 

梁德华〈荀悦《汉纪》用《史记》考〉指出,在东汉末期,汉献帝认为《汉书》太过庞大,因此命令荀悦重新编辑。荀悦总结了《汉书》在编年史结构中的内容。他在建安三年(198)开始写作,并于建安五年(200)完成。由于荀悦将《汉书》改编为《汉纪》,这是第一本编年体朝代史。此文试图探讨《汉书》与《汉纪》的关系。《汉纪》开创了中国史书的编年体形式。然而,很少有学者致力于研究《史记》、《汉书》和《汉纪》之间的关系。此文旨在加以研究,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汉纪》,并通过对《史记》和《汉纪》的对读以分析《汉纪》的参考资料。[30]

 

潘铭基〈《太平御览》引《史记》条目实见《通典.兵典》考〉旨在探讨《太平御览》引用《史记》之特殊例子。《太平御览》引用《史记》资料甚丰,其中有与今本《史记》未能相合者,然此等文字或属《太平御览》误引,或属类书陈陈相因,未必皆为《史记》佚文。唐代《史记》版本混乱,其中《御览》所引《史记》多与唐代杜佑《通典.兵典》之文相合,而与今本《史记》颇异。《御览》所引可能是唐本《史记》,亦可能是取诸《通典》之间接引文,未必《御览》真见与今本《史记》颇异之别本。[31]

 

三、香港地区《史记》研究学位论文

 

除了在学术期刊、专书、论文集以外,香港地区的《史记》研究状况尚可体现在学位论文的撰写之上。此等论文,包括本科生学位论文,以及研究院博硕士论文。以下胪列香港中文大学、树仁大学有关《史记》研究之学位论文:

 

(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检索本科生论文系统:http://apps.itsc.cuhk.edu.hk/ChiUGThesis/

 

史记检索

1.    苏鸿毅:〈论《史记》、《汉书》文帝、景帝、武帝期间的灾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潘铭基指导,2018年。

2.    赵敏儿:〈论司马迁《史记》之臣道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潘铭基指导,2018年。

3.    吴家豪:〈《史记菁华录》的学术价值研究——以〈项羽本纪〉为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潘铭基指导,2017年。

4.    陈惠君:〈论班固《汉书》如何剪裁《史记》——以汉初开国功勋事迹为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潘铭基指导,2017年。

5.    刘洁渝:〈《史记》先秦时期感生神话取材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潘铭基指导,2016年。

6.    吴略:〈《史记》、《汉书》用《易》异同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何志华指导,2015年。

7.    柳含青:〈无韵之《离骚》——从《史记》看诗笔与史笔的文学界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何志华指导,2015年。

8.    刘璐:〈《史记》三家注引《礼记》及其旧注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潘铭基指导,2012年。

9.    李培欣:〈《山海经》、《史记》称述山川地名、人物异同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何志华指导,2011年。

10.   刘孔维:〈《史记》布衣之侠与唐传奇豪侠比较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陈雄根指导,2004年。

11.   谭宇轩:〈《史记集解》〈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论语集解》考〉,黄耀堃指导,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04年。

12.   曾肖波:〈从《史记》、《汉书》探索班马记事互见笔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何志华指导,2004年。

13.   苏淑贞:〈《战国纵横家书》、《史记》和《战国策》异文析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张光裕指导,2004年。

14.   王君宁:〈《新书.过秦》及《史记.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异文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王岗指导,2003年。

15.   朱佩雯:〈论《史记》对柳宗元文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蒋英豪指导,2002年。

16.   谢爱莲:〈《史记.孔子世家》运用文献资料方法探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何志华指导,2002年。

17.   伍星池:〈《史记》的韩非传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黄耀堃指导,2002年。

18.   李雅文:〈论《史记》中的人相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郑良树指导,2002年。

19.   陈旭:〈论《史记.五帝本纪》有关天命的事迹〉,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黄耀堃指导,2001年。

20.   廖震宇:〈《史记》五帝、夏、殷、周本纪引《尚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陈雄根指导,2001年。

21.   何凤雯:〈李白诗所见《史记》典故探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何志华指导,2000年。

22.   廖舜禧:〈论《史记》中“利”的观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吴宏一指导,2000年。

23.   陈绮婷:〈《史记》、《汉书》中有关汉武帝的论述比较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黄坤尧指导,2000年。

24.   郑保儿:〈从叙事学的理论分析《史记》的本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黄耀堃指导,1996年。

 

 

司马迁检索

1.    翟佩霖:〈从材料的取舍看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形象的塑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郑良树指导,2002年。

2.    洪璟慧:〈论司马迁笔下的女性〉,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黄耀堃指导,2002年。

3.    林海燕:〈司马迁生死观管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郑良树指导,1997年。

 

太史公检索

1.    陈鸿图:〈太史公“因秦记”作〈六国年表〉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黄耀堃指导,2005年。

2.    黄俊文:〈《太史公书》七十列传序赞重言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郑良树指导,1998年。

 

(二)香港中文大学博硕士论文库:http://repository.lib.cuhk.edu.hk/en/collection/etd

以“史记”、“司马迁”、“太史公”检索

1.    梁德华:〈荀悦《汉纪》用《史记》、《汉书》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何志华指导,2007年。

2.    黄学明:〈太史公述国语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郑良树指导,1992年。

 

(三)树仁大学机构典藏:http://ra.lib.hksyu.edu.hk/jspui/

以“史记”、“司马迁”、“太史公”检索

1.    陈伟洛:〈从《史记》论武帝独尊儒术与司马迁治国理想的冲突〉,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7年。

2.    李文丽:〈论《史记》人物的悲剧色彩〉,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7年。

3.    邓皓君:〈从《史记》〈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佞幸列传〉及〈万石张叔列传〉探析司马迁的吏治观〉,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6年。

4.    谢玉娟:〈从《史记》〈封禅书〉、〈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看君王迷信的风气〉,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6年。

5.    谢芷颖:〈从《史记》列传之篇章探讨司马迁对人生的取舍抉择〉,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6年。

6.    黎彦彤:〈从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看《水浒传》与《史记》之关系〉,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6年。

7.    陈静雅:〈从《货殖列传》分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观〉,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5年。

8.    王琼文:〈《史记》之《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比较研究〉,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4年。

9.    黄诚骏:〈从《史记》看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政评价〉,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4年。

10.   李凯晴:〈《史记》、《汉书》之吕后形象探析——兼论汉代妇女的婚姻及伦理观〉,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4年。

11.   吴倩碧:〈从《史记》类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看司马迁对下层人物的评价〉,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4年。

12.   龚柏麟:〈《史记.荆轲列传》研究〉,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2年。

13.   黄绮筠:〈《史记》所载荆轲与项羽二人史事及其悲剧色彩〉,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2年。

14.   顾历康:〈司马迁“侠”精神的特质及其形成原因〉,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0年。

15.   陈美怡:〈《史记》传记文学特色探微〉,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10年。

16.   郑霭云:〈从《史记》论司马迁之天道观及思想依归〉,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09年。

17.   张玉莹:〈分析《史记》中的悲剧人物〉,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08年。

18.   施文港:〈以《史记》的体例及内容分析《史记》中“变”的思想〉,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07年。

19.   曹家骏:〈《史记》中食客的表现以及其影响〉,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06年。

 

据上所列,香港中文大学在郑良树、蒋英豪、陈雄根、黄坤尧、黄耀堃、何志华、潘铭基等指导底下,有不少学生皆以《史记》作为研究对象,撰有论文。树仁大学检索系统未有表明指导老师,但亦可见以《史记》为研究对象的风气。

 

顺带一提,香港专上教育的《史记》教学,亦是《史记》研究重要的一环。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为例,长期在古代文献范畴下设有《史记》一科,不少学生在修读本科学位论文以前,皆曾修读此科。此外,中大中文系亦开设《汉书》科,授课导师讲授《汉书》之时,亦必兼及《史》《汉》对读。凡此种种,皆使《史记》研究未尝中断。

 

结语

 

    《史记》虽为二千多年前的典籍,然其意蕴极丰,可供研究的课题不绝。香港虽然偏隅一方,但《史记》研究依然是古代文献研究的重要对象。就上文所见,诸如司马迁生平事迹、《史记》综合研究、单篇研究、《史记》三家注、《史》《汉》对读,以至《史记》工具书的编纂,一直有所发展而新见屡陈。展望将来,由于香港地区专上院校续有《史记》科的讲授,则《史记》研究的新著、新人材亦必持续增加,成果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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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潘铭基.《史记》与先秦两汉互见典籍避讳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9,(49):35-64.

[30] 梁德华.荀悦《汉纪》用《史记》考[J].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9,(49):6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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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见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35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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