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第6版整版刊登了我校文学院的相关研究文章，3篇文章从咏史怀古词、《史记》选本和评点等方面论述问题，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史记》文学特质及其传播接受方式具有积极意义。
多途径探寻《史记》文学特质及其接受方式
编者按：《史记》既是中国史学巨著，也是文学经典。从汉魏六朝开始，《史记》的文学特点逐渐被认识。唐代的古文运动使《史记》的文学地位得以奠定。此后，《史记》的文学特质被不断挖掘，并以不同的形式传播，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从大文学角度入手，全面收集整理与《史记》文学研究相关的资料，并将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的中外《史记》文学研究史。本期刊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相关研究，3篇文章从咏史怀古词、《史记》选本和评点等方面论述问题，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史记》文学特质及其传播接受方式具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特殊接受—— 咏史怀古词
作者：赵望秦
词产生于中晚唐，这一文体在当时被视为艳科，但还是有人借以咏史，这在咏史体裁上是一种创举。在唐代文人词作中，很少有以历史人事和遗迹为题材创作的咏史怀古词，民间曲子词中倒是有例可循。如敦煌曲子词﹝定风波﹞即以《史记》中的张良和项羽作为吟咏对象。五代词人薛昭蕴﹝浣溪沙﹞、齐己﹝杨柳枝﹞分别吟咏吴王、越王的遗迹。
宋词的创作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创作题材和表现内容大为扩展，这也体现在咏史怀古词的创作上，数量、质量都远超唐五代。宋代词人咏及《史记》某人或某事的作品颇多，而程珌则是唯一以《史记》为题而作咏史怀古词的人，其﹝沁园春﹞《读〈史记〉有感》中所写的《史记》人物有秦越人、宋元王、孔子以及司马迁等人。词中通过比较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感叹命运幸与不幸全不由自己掌握。词人借读《史记》这部发愤之作，以抒牢骚之情，发不平之气，寓忧患之意。词人刘潜﹝六州歌头﹞、汪宗臣﹝酹江月﹞与黎庭瑞﹝大江东去﹞俱题《项羽庙》，虽有英雄末路的感叹，但在情感色调上一反传统，只是描写了他的一生，并未倾注同情，甚至有贬词：“堪鄙猴冠，自为狼藉”“胆寒垓下，一鞭东窜伏矣”。这在项羽的艺术形象演进史上是一个不小的变化。李纲以﹝水龙吟﹞﹝念奴娇﹞﹝喜迁莺﹞﹝雨霖铃﹞吟咏前代帝王，其中有两位就是《史记》中的著名人物汉高祖和汉武帝，借古鉴今、以史讽世。词人辛弃疾矢志抗金而力图恢复中原，但其一生壮志难酬，这在“夜读《李广传》不能寐”而作﹝八声甘州﹞一词中最为鲜明地体现出来。作者以古鉴今，从李广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与其说是吟咏古人、诉说往事，不如说是描写今人、慨叹现世，古事今情，融合无痕。
明代词人李泛吟咏的﹝酹江月﹞《汉王陵》词，采用了传体咏史的写法，叙述了刘邦的一生，这种写法在咏史怀古诗中常用，但在咏史怀古词中很少使用；与咏史诗创作祖师班固的《咏史》似相仿佛，曲终奏雅，在大量叙事之末略表感慨之情。而毛莹﹝临江仙﹞《咏史》，聚焦在一把火上。上片写秦之亡乃因秦始皇对千年古书付之“一炬”而“无遗”，下片写楚之亡乃因项羽对咸阳城也放一把“火”而“三月”不熄。“秦项同归”，即秦始皇与项羽所为虽殊途而最终同归于灭亡。清代文学创作的最大特点是集大成现象，咏史怀古词也不例外，作者之多、作品之多、内容反映之多元、艺术表现之多样，都是空前的。其中涉及《史记》的咏史怀古词在数量上就超过了以前各代的总和。何采的《咏虞美人草》注意到了史事中的一个细节：“马迁不记虞兮死”。既然史家没有记载虞姬殉情而死，自然不能流芳青史。但这并不妨以“芳草为青史”，“要之虞也几曾亡，试看情系万意芯万年香”，填补了史籍上记述的缺憾。全词以虞美人花草的清香优美、贞洁不群的身影烘托映衬虞姬柔情似水、纯情不渝的形象，从而升华出“何处识英雄，博得美人心死楚歌中”的主题思想。曹贞吉先以﹝百字令﹞词调创作五首《咏史》词，再以﹝风流子﹞词调创作四首“怀古”词，而后就有另一词人黄垍分别以同样的词调创作六首“怀古”词和六首《咏史》词。同时用一组咏史词和一组怀古词进行唱和，比较少见，所用史事素材颇为相似，多取自《史记》。曹作有四首，黄作有八首，反映出清代词人接受《史记》的普遍程度。后人对失败英雄项羽多持同情态度，至宋代虽有词人转变了态度，但尚未彻底否定。清代词人顾彩在以﹝贺新郎﹞为调的《乌江吊古》词作中，完全改变了这种历时千余年的评价定式，彻底否定其失人才、失人心的所作所为：“问重瞳、英雄如此，天亡何故。有一范增不能用，何况当年信布”“把怀王、江心击杀，失其根据”“真难向、江东回顾。纵使渡人兼渡马，料重兴、霸业非朝暮”。周廷谔﹝蝶恋花﹞十首词吟咏历史上十位女性，其六为《戚夫人》。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从阴谋夺储到变成人彘的前因后果。孔传铎也用一首﹝戚氏﹞长调慢词咏刘邦宠姬戚夫人，以传体咏史的创作手法，高度概括了刘邦与吕后及戚夫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不着议论，由读者从吟咏中去体味是非，呈现出裁剪史事的传体咏史特点。汪懋麟有以﹝满江红﹞为调、《读〈货殖传〉戏作》为题之作，专以《货殖列传》作为吟咏对象，在词史上甚为鲜见。由此词可见清代文学家不仅喜读《史记》，且阅之颇细，吟咏赞叹，遍及各个篇目。
在古代咏史怀古词创作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作品，就其题材而言属于咏物，就其内容而言则属于咏史，即咏物与咏史兼融无间，合而为一。此类作品最常见的是以西施菊、虞美人花、太真菊、杨妃山茶等植物为题，尤以赋写、吟咏“虞美人花”的为多。明末词人卓人月以﹝虞美人﹞和﹝虞美人影﹞二调赋写的两组词比较突出。此类题材的创作，历来多为单篇作品，而卓人月的这两组词，不仅是联章组词，而且每组都多达十首。其中咏及的古人古事多出自《史记》，主角是虞姬和项羽，其他还有刘邦、吕后、范蠡、田横、伯夷叔齐，乃至将舜帝与娥皇、女英也写进来，以比拟虞美人花的形态姿影。清初词人吴景旭的一组十首﹝虞美人﹞词，题为《戏为虞美人草自述，亦本意之遗》。首以虞美人草的“根由”引出秦始皇南巡烧山并赐死太子扶苏而“拔本”，语意双关，从而“惹得木竿争起刘项来”。次以项羽与刘邦的所作所为譬喻虞美人草的生性、姿态、色彩、形影，并赋予人的情感，在或草或人的交互递进的吟唱咏叹中，贯穿着楚汉战争始终，意味深长。
词人接受《史记》而创作咏史怀古词，是《史记》接受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对研究《史记》及其人物变迁史有着重要的文学史和文献学价值。同时，这些咏史怀古词作为《史记》的接受性成果，对研究咏史怀古词与历史学的互动关系有着显著的学术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班马异同评》对《百大家评注〈史记〉》的影响
作者：王晓鹃
《汉书》中有四篇纪、六篇表、三篇书和四十篇传，是依据《史记》改写而成。通过对比《史记》与《汉书》的对应篇目，南宋学者倪思编纂出《班马异同》。在此基础上，刘辰翁又加以评点，辨别优劣。后人将倪思《班马异同》与刘辰翁评语合刻，称之为《班马异同评》，此书对《史记》的文学特质有较多挖掘。《百大家评注〈史记〉》由明代朱之蕃和汤宾尹二人编辑校正而成，汇集了历史上84位学者对《史记》的相关评论，内容宏博，引论丰富。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百大家评注〈史记〉》中所收50余位学者的近百条评语，实际上来自《班马异同评》，这些评语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百大家评注〈史记〉》所载评语与《班马异同评》完全相同。这类评语，涉及人物事件、典章制度、风土习俗、句意文法等内容，有二十余条。例如，许国评价项羽击杀宋义以及破釜沉舟等事件时说：“梁死立羽，复夺其权他属，然杀上将军，得上将军军中耳目，固自不同。以此沉舟誓众，非无本末者，后人效为之，非也。”在《张耳陈余列传》中，有养卒谢舍中、李良杀赵王姊、袭邯郸和走归章邯等系列事件。胡广认为充满戏剧性：“传常患无奇，此‘养卒’甚奇。又道逢赵王姊，又出秦间，复何叠叠也。”在《淮阴侯列传》中，辩才无双的谋士蒯通采用张耳与陈余、文种和勾践之事陈说利害，劝说韩信认清形势，三分天下。王世贞评道：“逼似《国策》。”此类评语实际上都来自刘辰翁。
第二种，《百大家评注〈史记〉》化用《班马异同评》多达七十余处。整体而言，有三种形式：一是节取了刘辰翁评语的主体部分。如在对酷吏赵禹进行描述时，王世贞选取了刘辰翁“‘见文法辄取’，最见老吏情状，写得面目具”的前半句，把赵禹看见法律条文就采用的“老吏”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再如孙继皋评价郦食其说：“此数言益见郦生，疏落不检，有志亘成，轻死生，外身世之意。《汉书》去之，遂觉索然以终。”此说删除了刘辰翁评语中郦食其回绝齐王田广的话语，采纳了刘氏的主要论断。二是对刘辰翁评语进行了扩充。如，针对司马相如之赞语，全天叙评道：“‘扬雄以为’至‘不已亏乎’，系《汉书》赞语，后人混入于此。”又评：“按扬雄后于子长，其为班氏所增无疑。”全天叙认为扬雄等28字，是后人误将《汉书》赞语混入《史记》，太史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评价扬雄的，否则与史实相悖。这无疑是对刘辰翁“‘扬雄’字以下，班氏之词也”的引申和肯定。再如，针对淮南王刘安叛乱一事，徐显卿评道：“淮南不轨之谋，实由蚡有一启之，小人之能祸人国如此。”一针见血地说出武安侯田蚡实际上是淮南王谋反的始作俑者，而实际上此条评语来自刘辰翁“淮南逆节，萌于田蚡”一语。三是保留了刘辰翁评语的主要观点。如，针对韩嫣之死，全天叙评道：“法有所不容曲，故以天子之私昵，而不能庇一韩嫣也。”仅从“私昵”“庇”等字词，也不难看出全天叙对刘辰翁“江都语怒甚，武帝以宠杀嫣”这一观点的认同和对韩嫣之死的某种同情。
除上述几位外，《百大家评注〈史记〉》中的宋濂、王鏊、章懋、罗伦、冯梦桢、苏濬、沈一贯、董份、唐文献、郭正域、陈于陛、邹德溥、温托斋、方孝孺、萧云举、赵用贤、瞿景淳、丘濬、王锡爵、严嵩、杨守陈、蔡昂、方从哲、黄志清、申时行、沈懋学、黄洪宪、冯梦桢、李大武、黄洪宪、汤宾尹、徐显卿、李贤、陆可教、朱国祚、李廷机、翁正春、张位、陆灿、王直等明代知名文士，都曾直接引用或化用《班马异同评》，少则一条，多则三四条。朱之蕃本人也有两条评语与刘辰翁相似，其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评曰：“婴不顾窦太后，引谊别微，真忠臣也。”此条与刘辰翁所评完全一致。其在《佞幸列传》中云：“文帝做一露台惜百金，而赏赐通不惜十钜万，亦异也。”刘辰翁原评为：“文帝，恭俭主也，露台至惜百金，曰‘中人之产’，曰‘为天下守财’，独赐通累数十钜万，又予铜山为私铸，何嗜好之至此也？当时功臣名将，未闻有数劝赏眷顾万一者。”仔细揣摩，不难看出朱之蕃这一观点也源自刘辰翁。
还可注意的是，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中，凌约言、李应祯、杨循吉、陈沂、杨慎、王韦、马汝骥等明代其他著名文人，也曾多次使用刘辰翁评语。尤其是杨慎，引用刘辰翁评语更是多达三十四条。由此可见，终明一代，文人在评点《史记》时引用刘辰翁评语已是普遍现象。
笔者认为，《班马异同评》在明代被广泛引用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五点：一是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明人表现出对前代经典的极度尊崇，《史记》和《汉书》是明人作文的榜样，而《班马异同评》也成了辅助读物。二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印刷术进步、科举考试需要等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史记》得以迅速传播，为文人阅读创造了条件，也为《班马异同评》的流传奠定了基础。三是明代中后期，评点之风盛行，如何孟春、董份、王鏊、凌约言、王维桢、杨慎、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等人都曾有评抄《史记》的著作，并以此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班马异同评》的流传。四是与刘辰翁在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刘辰翁是宋元之际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评论家，曾对《大戴礼记》《越绝书》《老子道德经》《荀子》《庄子》《世说新语》《班马异同》等典籍和杜甫、王维、李贺、韦应物、孟浩然等人的诗歌做过评点，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明人视其为旗帜，自可理解。五是如杨士奇所说“观其评论批点，臻极精妙”，即刘辰翁评语准确、精妙，韵味无穷，以至后人辗转引用，爱不释手。但无论《班马异同评》还是《百大家评注〈史记〉》，这些评点著作的广泛流传，对于《史记》的文学传播都具有积极意义。人们通过这些评点，更深入地认识了《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论文》 在《史记》 评点史上的地位
作者：刘彦青
评点是《史记》文学经典化历程中的重要途径，这种源于宋人读书法的文学批评方式在明清时期被广泛运用于各类典籍，逐渐成为传统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史记》评点史方面，清代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具有集大成的地位和承前启后的意义。该书采用评点的方式，以“文”为着眼点，对《史记》进行了具象阐释。
《史记论文》首刊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此前，宋明学者已采用评点的方式对《史记》进行研究，出现了大量的《史记》评点著作。在繁盛的评点背景下，具有集评性质的《史记》评本陆续出现，其中凌稚隆的《史记评林》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为广泛。该书收集了历代150家对《史记》的评论，故亦有《百五十家评〈史记〉》之名。然《史记评林》本身的汇评性质使得相关评点眼界并未从整体结构上对《史记》进行统筹，尽管有凌稚隆等人的按语，然多针对前人评点而言，其资料汇编价值胜于文本研究价值。《史记评林》之外，虽也有系统的《史记》全文评点本，然多广涉考据、注疏，并非专以“论文”为务，且多寓于一家之见。至《史记论文》始广采前人成果，统筹《史记》全文，专从文法角度进行评点，集历代《史记》文学研究之大成。
受唐宋古文运动及明代复古运动影响，宋明以来的《史记》评点多集中于文章学角度。《史记论文》的集大成性质首先体现在对《史记》从章法、句法到字法不同层面内容的发掘。吴见思在《五帝本纪》总评：“《史记》一书，以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章法是《史记论文》分析的主要内容，吴见思认为“史公做传，无不有线索贯穿”，故而多着眼于纲目、层次、收束的章法结构探究行文脉络。如《殷本纪》总评：“《殷本纪》以‘兴衰’二字作眼目，中以五兴五衰、一起一伏，经纬通篇，中则简质明晰，收束净尽，无瑕可指，亦是一篇好文字。”基于文本细读，吴见思分析出了顺序、倒序、夹序、倒插、补序、往复回环、直笔、回护、追顶、纵挽、提纲、反振、简括、借主映客、借客形主等数十种文法。句法上，吴见思认为《史记》“句法有连数句而一断者，有一句一断者，有衍为十余字者，有促为一二字者”。他区分长、短、叠、倒、散、单、排、宕、变等不同句子。如《秦始皇本纪》夹评：“只数长句，法简而事尽”；《吕太后本纪》夹评：“短句促节，写其忙乱”。在字法上，分析到实词与虚词的不同价值。对实词，吴见思分析其表达效果。《项羽本纪》中“逢迎楚军”夹评曰，“‘逢迎’二字写得风雨有意”，并多以“奇”“峭”等字赞誉。对虚词，他关注到“乃”“则”“但”“而”等连词的句法承接价值，如《张耳陈余列传》夹评：“‘乃使’‘乃敢’‘乃得’写出繁难、写出侥幸”；也认识到“盖”“矣”“者”“也”等语气词的表达意义，如《封禅书》总评：“篇中用字用句，有‘若’者、‘云’者、‘盖’者、‘焉’者、‘或曰’者，具冷语微词，意在字句之外，而又不尖利露锋。”还有如《田敬仲完世家》夹评“卿音腔，京音姜，古韵叶”这类涉及音韵的评说。从章法、句法到字法，《史记论文》已基本建立起《史记》文章学的完整体系。因其评点既包含具有理论性的总批，又有随文性的夹批和大量提示功用的圈点符号，使得这种评点分析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
文章学外，历代学者对《史记》中的小说因素偶有认识，宋代刘辰翁评《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归而家贫”曰“本是一段小说”。清初金圣叹评《水浒传》中多有对《史记》小说因素的分析。吴见思很大程度上承续金圣叹，进而以小说眼界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总评：“史公写文君一段，浓纤宛转，为唐人传奇小说之祖”；《封禅书》夹评：“引其人引其冢，说得活像，今小说家每祖其法”。这种承续具体表现为对《史记》虚构与写人艺术的发掘。金圣叹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吴见思也从文与事的角度出发，《日者列传》总评：“《史记》俱借事行文，此独是司马公凭空幻出一人，造出一篇文字骂当日士大夫。故回环转折，极为尽意。”《滑稽列传》对“王下令日，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夹评：“岂真有此事，聊为优孟做衬耳。”可见吴见思认识到《史记》“因文生事”的虚构性一面。不仅如此，在人物塑造方面，金圣叹曰：“《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吴见思评《史记》既把握住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如《齐悼惠王世家》总评：“太后嫁女一段，纪太后语、徐甲语、汉太后语，语虽不多，极摹拟之妙”，又认识到人物语言的场合变化，如《赵世家》夹评：“胡服之议说第一遍，语意简陗，点首会意，是亲臣密谋语”；“胡服之议说第三遍，语简节紧，是大臣坐论语”；“胡服之议说第四遍，悠扬和缓，令人易入，是对至亲之语”；“胡服之议说第六遍，议严而正，词峭而劲，是对群臣语。一遍是一种语气，一种文法。”另外，吴见思还分析了《史记》人物塑造的多角度性，如《李将军列传》总评：“吾犹爱其以李将军行军方略，于程不识口中序出；广之为人，反从射虎带下；而其不侯杀降事，偶在王朔燕语点明。错综变化，纯用天机，有意无意之间，令人莫测。”这些在前代《史记》评点中很少涉及的内容，在《史记论文》中被予以重视。
如果说《史记论文》文章学的成就是基于宋明以来对《史记》文章学价值的整体认识，那么其对《史记》虚构、写人等艺术的分析则建立在明代以来繁盛的小说批评与实践基础上。吴见思将二者结合，在《史记论文》中系统而又具象地分析出来，从而相对完整地发掘出《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论文》在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对章法、句法、字法的分析影响了清代桐城派的“义法”理论，清代高塘的《史记钞》、程馀庆的《史记集说》以及日本井范平的《补标史记评林》等对其多有采录，近代李景星的《史记评议》更是根据此书发挥而成。综上，《史记论文》在《史记》评点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报》：多途径探寻《史记》文学特质及其接受方式
10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第6版整版刊登了我校文学院的相关研究文章，3篇文章从咏史怀古词、《史记》选本和评点等方面论述问题，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史记》文学特质及其传播接受方式具有积极意义。
多途径探寻《史记》文学特质及其接受方式
编者按：《史记》既是中国史学巨著，也是文学经典。从汉魏六朝开始，《史记》的文学特点逐渐被认识。唐代的古文运动使《史记》的文学地位得以奠定。此后，《史记》的文学特质被不断挖掘，并以不同的形式传播，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从大文学角度入手，全面收集整理与《史记》文学研究相关的资料，并将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的中外《史记》文学研究史。本期刊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相关研究，3篇文章从咏史怀古词、《史记》选本和评点等方面论述问题，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史记》文学特质及其传播接受方式具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特殊接受—— 咏史怀古词
作者：赵望秦
词产生于中晚唐，这一文体在当时被视为艳科，但还是有人借以咏史，这在咏史体裁上是一种创举。在唐代文人词作中，很少有以历史人事和遗迹为题材创作的咏史怀古词，民间曲子词中倒是有例可循。如敦煌曲子词﹝定风波﹞即以《史记》中的张良和项羽作为吟咏对象。五代词人薛昭蕴﹝浣溪沙﹞、齐己﹝杨柳枝﹞分别吟咏吴王、越王的遗迹。
宋词的创作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创作题材和表现内容大为扩展，这也体现在咏史怀古词的创作上，数量、质量都远超唐五代。宋代词人咏及《史记》某人或某事的作品颇多，而程珌则是唯一以《史记》为题而作咏史怀古词的人，其﹝沁园春﹞《读〈史记〉有感》中所写的《史记》人物有秦越人、宋元王、孔子以及司马迁等人。词中通过比较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感叹命运幸与不幸全不由自己掌握。词人借读《史记》这部发愤之作，以抒牢骚之情，发不平之气，寓忧患之意。词人刘潜﹝六州歌头﹞、汪宗臣﹝酹江月﹞与黎庭瑞﹝大江东去﹞俱题《项羽庙》，虽有英雄末路的感叹，但在情感色调上一反传统，只是描写了他的一生，并未倾注同情，甚至有贬词：“堪鄙猴冠，自为狼藉”“胆寒垓下，一鞭东窜伏矣”。这在项羽的艺术形象演进史上是一个不小的变化。李纲以﹝水龙吟﹞﹝念奴娇﹞﹝喜迁莺﹞﹝雨霖铃﹞吟咏前代帝王，其中有两位就是《史记》中的著名人物汉高祖和汉武帝，借古鉴今、以史讽世。词人辛弃疾矢志抗金而力图恢复中原，但其一生壮志难酬，这在“夜读《李广传》不能寐”而作﹝八声甘州﹞一词中最为鲜明地体现出来。作者以古鉴今，从李广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与其说是吟咏古人、诉说往事，不如说是描写今人、慨叹现世，古事今情，融合无痕。
明代词人李泛吟咏的﹝酹江月﹞《汉王陵》词，采用了传体咏史的写法，叙述了刘邦的一生，这种写法在咏史怀古诗中常用，但在咏史怀古词中很少使用；与咏史诗创作祖师班固的《咏史》似相仿佛，曲终奏雅，在大量叙事之末略表感慨之情。而毛莹﹝临江仙﹞《咏史》，聚焦在一把火上。上片写秦之亡乃因秦始皇对千年古书付之“一炬”而“无遗”，下片写楚之亡乃因项羽对咸阳城也放一把“火”而“三月”不熄。“秦项同归”，即秦始皇与项羽所为虽殊途而最终同归于灭亡。清代文学创作的最大特点是集大成现象，咏史怀古词也不例外，作者之多、作品之多、内容反映之多元、艺术表现之多样，都是空前的。其中涉及《史记》的咏史怀古词在数量上就超过了以前各代的总和。何采的《咏虞美人草》注意到了史事中的一个细节：“马迁不记虞兮死”。既然史家没有记载虞姬殉情而死，自然不能流芳青史。但这并不妨以“芳草为青史”，“要之虞也几曾亡，试看情系万意芯万年香”，填补了史籍上记述的缺憾。全词以虞美人花草的清香优美、贞洁不群的身影烘托映衬虞姬柔情似水、纯情不渝的形象，从而升华出“何处识英雄，博得美人心死楚歌中”的主题思想。曹贞吉先以﹝百字令﹞词调创作五首《咏史》词，再以﹝风流子﹞词调创作四首“怀古”词，而后就有另一词人黄垍分别以同样的词调创作六首“怀古”词和六首《咏史》词。同时用一组咏史词和一组怀古词进行唱和，比较少见，所用史事素材颇为相似，多取自《史记》。曹作有四首，黄作有八首，反映出清代词人接受《史记》的普遍程度。后人对失败英雄项羽多持同情态度，至宋代虽有词人转变了态度，但尚未彻底否定。清代词人顾彩在以﹝贺新郎﹞为调的《乌江吊古》词作中，完全改变了这种历时千余年的评价定式，彻底否定其失人才、失人心的所作所为：“问重瞳、英雄如此，天亡何故。有一范增不能用，何况当年信布”“把怀王、江心击杀，失其根据”“真难向、江东回顾。纵使渡人兼渡马，料重兴、霸业非朝暮”。周廷谔﹝蝶恋花﹞十首词吟咏历史上十位女性，其六为《戚夫人》。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从阴谋夺储到变成人彘的前因后果。孔传铎也用一首﹝戚氏﹞长调慢词咏刘邦宠姬戚夫人，以传体咏史的创作手法，高度概括了刘邦与吕后及戚夫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不着议论，由读者从吟咏中去体味是非，呈现出裁剪史事的传体咏史特点。汪懋麟有以﹝满江红﹞为调、《读〈货殖传〉戏作》为题之作，专以《货殖列传》作为吟咏对象，在词史上甚为鲜见。由此词可见清代文学家不仅喜读《史记》，且阅之颇细，吟咏赞叹，遍及各个篇目。
在古代咏史怀古词创作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作品，就其题材而言属于咏物，就其内容而言则属于咏史，即咏物与咏史兼融无间，合而为一。此类作品最常见的是以西施菊、虞美人花、太真菊、杨妃山茶等植物为题，尤以赋写、吟咏“虞美人花”的为多。明末词人卓人月以﹝虞美人﹞和﹝虞美人影﹞二调赋写的两组词比较突出。此类题材的创作，历来多为单篇作品，而卓人月的这两组词，不仅是联章组词，而且每组都多达十首。其中咏及的古人古事多出自《史记》，主角是虞姬和项羽，其他还有刘邦、吕后、范蠡、田横、伯夷叔齐，乃至将舜帝与娥皇、女英也写进来，以比拟虞美人花的形态姿影。清初词人吴景旭的一组十首﹝虞美人﹞词，题为《戏为虞美人草自述，亦本意之遗》。首以虞美人草的“根由”引出秦始皇南巡烧山并赐死太子扶苏而“拔本”，语意双关，从而“惹得木竿争起刘项来”。次以项羽与刘邦的所作所为譬喻虞美人草的生性、姿态、色彩、形影，并赋予人的情感，在或草或人的交互递进的吟唱咏叹中，贯穿着楚汉战争始终，意味深长。
词人接受《史记》而创作咏史怀古词，是《史记》接受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对研究《史记》及其人物变迁史有着重要的文学史和文献学价值。同时，这些咏史怀古词作为《史记》的接受性成果，对研究咏史怀古词与历史学的互动关系有着显著的学术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班马异同评》对《百大家评注〈史记〉》的影响
作者：王晓鹃
《汉书》中有四篇纪、六篇表、三篇书和四十篇传，是依据《史记》改写而成。通过对比《史记》与《汉书》的对应篇目，南宋学者倪思编纂出《班马异同》。在此基础上，刘辰翁又加以评点，辨别优劣。后人将倪思《班马异同》与刘辰翁评语合刻，称之为《班马异同评》，此书对《史记》的文学特质有较多挖掘。《百大家评注〈史记〉》由明代朱之蕃和汤宾尹二人编辑校正而成，汇集了历史上84位学者对《史记》的相关评论，内容宏博，引论丰富。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百大家评注〈史记〉》中所收50余位学者的近百条评语，实际上来自《班马异同评》，这些评语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百大家评注〈史记〉》所载评语与《班马异同评》完全相同。这类评语，涉及人物事件、典章制度、风土习俗、句意文法等内容，有二十余条。例如，许国评价项羽击杀宋义以及破釜沉舟等事件时说：“梁死立羽，复夺其权他属，然杀上将军，得上将军军中耳目，固自不同。以此沉舟誓众，非无本末者，后人效为之，非也。”在《张耳陈余列传》中，有养卒谢舍中、李良杀赵王姊、袭邯郸和走归章邯等系列事件。胡广认为充满戏剧性：“传常患无奇，此‘养卒’甚奇。又道逢赵王姊，又出秦间，复何叠叠也。”在《淮阴侯列传》中，辩才无双的谋士蒯通采用张耳与陈余、文种和勾践之事陈说利害，劝说韩信认清形势，三分天下。王世贞评道：“逼似《国策》。”此类评语实际上都来自刘辰翁。
第二种，《百大家评注〈史记〉》化用《班马异同评》多达七十余处。整体而言，有三种形式：一是节取了刘辰翁评语的主体部分。如在对酷吏赵禹进行描述时，王世贞选取了刘辰翁“‘见文法辄取’，最见老吏情状，写得面目具”的前半句，把赵禹看见法律条文就采用的“老吏”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再如孙继皋评价郦食其说：“此数言益见郦生，疏落不检，有志亘成，轻死生，外身世之意。《汉书》去之，遂觉索然以终。”此说删除了刘辰翁评语中郦食其回绝齐王田广的话语，采纳了刘氏的主要论断。二是对刘辰翁评语进行了扩充。如，针对司马相如之赞语，全天叙评道：“‘扬雄以为’至‘不已亏乎’，系《汉书》赞语，后人混入于此。”又评：“按扬雄后于子长，其为班氏所增无疑。”全天叙认为扬雄等28字，是后人误将《汉书》赞语混入《史记》，太史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评价扬雄的，否则与史实相悖。这无疑是对刘辰翁“‘扬雄’字以下，班氏之词也”的引申和肯定。再如，针对淮南王刘安叛乱一事，徐显卿评道：“淮南不轨之谋，实由蚡有一启之，小人之能祸人国如此。”一针见血地说出武安侯田蚡实际上是淮南王谋反的始作俑者，而实际上此条评语来自刘辰翁“淮南逆节，萌于田蚡”一语。三是保留了刘辰翁评语的主要观点。如，针对韩嫣之死，全天叙评道：“法有所不容曲，故以天子之私昵，而不能庇一韩嫣也。”仅从“私昵”“庇”等字词，也不难看出全天叙对刘辰翁“江都语怒甚，武帝以宠杀嫣”这一观点的认同和对韩嫣之死的某种同情。
除上述几位外，《百大家评注〈史记〉》中的宋濂、王鏊、章懋、罗伦、冯梦桢、苏濬、沈一贯、董份、唐文献、郭正域、陈于陛、邹德溥、温托斋、方孝孺、萧云举、赵用贤、瞿景淳、丘濬、王锡爵、严嵩、杨守陈、蔡昂、方从哲、黄志清、申时行、沈懋学、黄洪宪、冯梦桢、李大武、黄洪宪、汤宾尹、徐显卿、李贤、陆可教、朱国祚、李廷机、翁正春、张位、陆灿、王直等明代知名文士，都曾直接引用或化用《班马异同评》，少则一条，多则三四条。朱之蕃本人也有两条评语与刘辰翁相似，其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评曰：“婴不顾窦太后，引谊别微，真忠臣也。”此条与刘辰翁所评完全一致。其在《佞幸列传》中云：“文帝做一露台惜百金，而赏赐通不惜十钜万，亦异也。”刘辰翁原评为：“文帝，恭俭主也，露台至惜百金，曰‘中人之产’，曰‘为天下守财’，独赐通累数十钜万，又予铜山为私铸，何嗜好之至此也？当时功臣名将，未闻有数劝赏眷顾万一者。”仔细揣摩，不难看出朱之蕃这一观点也源自刘辰翁。
还可注意的是，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中，凌约言、李应祯、杨循吉、陈沂、杨慎、王韦、马汝骥等明代其他著名文人，也曾多次使用刘辰翁评语。尤其是杨慎，引用刘辰翁评语更是多达三十四条。由此可见，终明一代，文人在评点《史记》时引用刘辰翁评语已是普遍现象。
笔者认为，《班马异同评》在明代被广泛引用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五点：一是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明人表现出对前代经典的极度尊崇，《史记》和《汉书》是明人作文的榜样，而《班马异同评》也成了辅助读物。二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印刷术进步、科举考试需要等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史记》得以迅速传播，为文人阅读创造了条件，也为《班马异同评》的流传奠定了基础。三是明代中后期，评点之风盛行，如何孟春、董份、王鏊、凌约言、王维桢、杨慎、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钟惺等人都曾有评抄《史记》的著作，并以此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班马异同评》的流传。四是与刘辰翁在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刘辰翁是宋元之际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评论家，曾对《大戴礼记》《越绝书》《老子道德经》《荀子》《庄子》《世说新语》《班马异同》等典籍和杜甫、王维、李贺、韦应物、孟浩然等人的诗歌做过评点，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明人视其为旗帜，自可理解。五是如杨士奇所说“观其评论批点，臻极精妙”，即刘辰翁评语准确、精妙，韵味无穷，以至后人辗转引用，爱不释手。但无论《班马异同评》还是《百大家评注〈史记〉》，这些评点著作的广泛流传，对于《史记》的文学传播都具有积极意义。人们通过这些评点，更深入地认识了《史记》的文学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史记论文》 在《史记》 评点史上的地位
作者：刘彦青
评点是《史记》文学经典化历程中的重要途径，这种源于宋人读书法的文学批评方式在明清时期被广泛运用于各类典籍，逐渐成为传统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史记》评点史方面，清代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具有集大成的地位和承前启后的意义。该书采用评点的方式，以“文”为着眼点，对《史记》进行了具象阐释。
《史记论文》首刊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此前，宋明学者已采用评点的方式对《史记》进行研究，出现了大量的《史记》评点著作。在繁盛的评点背景下，具有集评性质的《史记》评本陆续出现，其中凌稚隆的《史记评林》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为广泛。该书收集了历代150家对《史记》的评论，故亦有《百五十家评〈史记〉》之名。然《史记评林》本身的汇评性质使得相关评点眼界并未从整体结构上对《史记》进行统筹，尽管有凌稚隆等人的按语，然多针对前人评点而言，其资料汇编价值胜于文本研究价值。《史记评林》之外，虽也有系统的《史记》全文评点本，然多广涉考据、注疏，并非专以“论文”为务，且多寓于一家之见。至《史记论文》始广采前人成果，统筹《史记》全文，专从文法角度进行评点，集历代《史记》文学研究之大成。
受唐宋古文运动及明代复古运动影响，宋明以来的《史记》评点多集中于文章学角度。《史记论文》的集大成性质首先体现在对《史记》从章法、句法到字法不同层面内容的发掘。吴见思在《五帝本纪》总评：“《史记》一书，以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章法是《史记论文》分析的主要内容，吴见思认为“史公做传，无不有线索贯穿”，故而多着眼于纲目、层次、收束的章法结构探究行文脉络。如《殷本纪》总评：“《殷本纪》以‘兴衰’二字作眼目，中以五兴五衰、一起一伏，经纬通篇，中则简质明晰，收束净尽，无瑕可指，亦是一篇好文字。”基于文本细读，吴见思分析出了顺序、倒序、夹序、倒插、补序、往复回环、直笔、回护、追顶、纵挽、提纲、反振、简括、借主映客、借客形主等数十种文法。句法上，吴见思认为《史记》“句法有连数句而一断者，有一句一断者，有衍为十余字者，有促为一二字者”。他区分长、短、叠、倒、散、单、排、宕、变等不同句子。如《秦始皇本纪》夹评：“只数长句，法简而事尽”；《吕太后本纪》夹评：“短句促节，写其忙乱”。在字法上，分析到实词与虚词的不同价值。对实词，吴见思分析其表达效果。《项羽本纪》中“逢迎楚军”夹评曰，“‘逢迎’二字写得风雨有意”，并多以“奇”“峭”等字赞誉。对虚词，他关注到“乃”“则”“但”“而”等连词的句法承接价值，如《张耳陈余列传》夹评：“‘乃使’‘乃敢’‘乃得’写出繁难、写出侥幸”；也认识到“盖”“矣”“者”“也”等语气词的表达意义，如《封禅书》总评：“篇中用字用句，有‘若’者、‘云’者、‘盖’者、‘焉’者、‘或曰’者，具冷语微词，意在字句之外，而又不尖利露锋。”还有如《田敬仲完世家》夹评“卿音腔，京音姜，古韵叶”这类涉及音韵的评说。从章法、句法到字法，《史记论文》已基本建立起《史记》文章学的完整体系。因其评点既包含具有理论性的总批，又有随文性的夹批和大量提示功用的圈点符号，使得这种评点分析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
文章学外，历代学者对《史记》中的小说因素偶有认识，宋代刘辰翁评《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归而家贫”曰“本是一段小说”。清初金圣叹评《水浒传》中多有对《史记》小说因素的分析。吴见思很大程度上承续金圣叹，进而以小说眼界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总评：“史公写文君一段，浓纤宛转，为唐人传奇小说之祖”；《封禅书》夹评：“引其人引其冢，说得活像，今小说家每祖其法”。这种承续具体表现为对《史记》虚构与写人艺术的发掘。金圣叹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吴见思也从文与事的角度出发，《日者列传》总评：“《史记》俱借事行文，此独是司马公凭空幻出一人，造出一篇文字骂当日士大夫。故回环转折，极为尽意。”《滑稽列传》对“王下令日，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夹评：“岂真有此事，聊为优孟做衬耳。”可见吴见思认识到《史记》“因文生事”的虚构性一面。不仅如此，在人物塑造方面，金圣叹曰：“《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吴见思评《史记》既把握住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如《齐悼惠王世家》总评：“太后嫁女一段，纪太后语、徐甲语、汉太后语，语虽不多，极摹拟之妙”，又认识到人物语言的场合变化，如《赵世家》夹评：“胡服之议说第一遍，语意简陗，点首会意，是亲臣密谋语”；“胡服之议说第三遍，语简节紧，是大臣坐论语”；“胡服之议说第四遍，悠扬和缓，令人易入，是对至亲之语”；“胡服之议说第六遍，议严而正，词峭而劲，是对群臣语。一遍是一种语气，一种文法。”另外，吴见思还分析了《史记》人物塑造的多角度性，如《李将军列传》总评：“吾犹爱其以李将军行军方略，于程不识口中序出；广之为人，反从射虎带下；而其不侯杀降事，偶在王朔燕语点明。错综变化，纯用天机，有意无意之间，令人莫测。”这些在前代《史记》评点中很少涉及的内容，在《史记论文》中被予以重视。
如果说《史记论文》文章学的成就是基于宋明以来对《史记》文章学价值的整体认识，那么其对《史记》虚构、写人等艺术的分析则建立在明代以来繁盛的小说批评与实践基础上。吴见思将二者结合，在《史记论文》中系统而又具象地分析出来，从而相对完整地发掘出《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论文》在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对章法、句法、字法的分析影响了清代桐城派的“义法”理论，清代高塘的《史记钞》、程馀庆的《史记集说》以及日本井范平的《补标史记评林》等对其多有采录，近代李景星的《史记评议》更是根据此书发挥而成。综上，《史记论文》在《史记》评点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