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自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多位知名学者撰写的文章见刊于《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光明网》等报刊媒体。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和点校本《史记》修订版点校整理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刊发于《中华读书报》的书评文章，近期被《新华文摘》2021年第4期全文转载。
孙家洲教授题为《〈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的书评文章，从“体例的‘集成’与‘创新’”、“内容的‘兼容’与‘开拓’”两个方面，论证《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必定对推进“《史记》学”的发展、对拓展《史记》研究空间产生巨大影响，发挥重要作用。
《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由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四位先生主编、数十位学者倾注多年心血完成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于近日推出。这套皇皇大作的出版，必定对推进“《史记》学”的发展、对拓展《史记》研究空间产生巨大影响，发挥重要作用。
有幸先睹为快，兹将初读的感悟，略述如下。
一、体例的“集成”与“创新”
“《史记》学”在我国的学术史上有独具特色的发展历程。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每隔若干年，就会有汇总诸家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出现，从而将某个历史阶段的研究精华“凝练”和“结集”到一起，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便利。
“《史记》学”的第一次“结集”，以著名的“三家注”为其标志。《史记》现存的早期注本，是南朝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其次有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书原本单行于世，自北宋时被散列于《史记》各篇之下，合称为“《史记》三家注”。这套早期《史记》注释结集之作的“三家注”，致力于相关史事的考订和补正，对《史记》的宗旨、体例等问题，也有探讨，对《史记》的整理与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史记》学”的第二次“结集”，出现在清代乾嘉年间。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现有中华书局1981年版）影响最大。此书共36卷，是梁玉绳历时20年、五易其稿完成的心血结晶。它对于《史记》研究，不仅在文字上有探本溯源、匡谬正疵之功，而且在探讨史事真相、发掘史学价值方面均有建树。《史记志疑》被认定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作之一。以考据学而著名的钱大昕推崇它可以与“三家注”并列为四家。此书所归纳的《史记》编写“通例”，得到了学林的高度认可；特别是以史料批判的精神而做“志疑”之说，梁玉绳综合运用多种资料对《史记》的相关记事做出分析，对习见之说提出自己的不同判断，尤其令人敬重其见识卓越；梁玉绳对“三家注”等前人研究《史记》得失所做的讨论，在对比、鉴别的基础上，多有推陈出新的实效。所以，《史记志疑》虽然是梁玉绳的个人之作，但是从本书的内容而言，却无愧于“研究集成”的美誉。
“《史记》学”的第三次“结集”出现在日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1865—1946）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一书，于1934年在东京出版，被日本学界视为奇宝。此书传入中国之后，反响评价不一。鲁实先教授于1940年出版了《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对该书做了严峻批判。日本学者水泽利忠于1957年推出《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针对鲁实先的指责，一一加以补正，纠正泷川资言的讹误，补出引用文献的出处，并增补了部分资料，使得《考证》的体例趋于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把泷川资言的《考证》、水泽利忠的《考证》汇于一编，很便于读者使用。中国学术界对《考证》的学术价值，有不同层面的肯定与判断。陈直先生曾经说：“泷川《考证》一书，其体例以日本官私所藏各旧写本，钩稽异同作校字。又用日人及我国注释史记者，汇合贯串作考证。在校字方面，将删佚之《正义》，全数补入，在考证方面，采摭众家，搜罗宏富，是其所长也。”（陈直：《史记新证·前言》）
时光不居，学术日新。《史记》研究在最近几十年间经历了新的发展，带有时代特色的成果不断涌现，堪称蔚为大观。再次“结集”《史记》新旧研究成果以承上启下、开拓来路，成为学术发展的要求。就此而言，“《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之作，应该出现了——这就是《史记研究集成》应该具备的历史定位。也是我拜读《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部分内容之后的感悟。
如果统计《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所收录的的研究著作总数，必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编纂者的意图是将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精华汇入一书。海量的汇总与收录，意味着编纂者付出了更多的搜集与涉猎功夫，也是此书具备“研究集成”性质的坚实基础。广采学术精华，又以设计合理的框架统摄，使得此书具备了便利于读者的实用价值。
此书的编写体例安排，可谓匠心独运，在“继承”的基础之上，颇见“创新”。在每篇《本纪》正文之前，首列【题解】，收录古今学人的“点题”总论，可以使读者了解历代学者分析司马迁设置这篇本纪的用心之所在。罗列不避繁复，务在不遗要义。以《五帝本纪》为例，【题记】就收录了始于东汉应劭、止于今人陈蒲清共计26位学者的论断。进入《史记》正文之后，每个“问题点”之所在，分别列出【汇校】【汇注】【汇评】三个部分，对疑难问题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所列注释和评点，无一不是精选之文。特别是其中的【汇注】，诚如《凡例》所言，“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极为便利读者。在正文结束之后，又有《研究综述》和《引用文献及资料》两个部分，各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由以上所述几个部分构成的全书体例，立足于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完备的学术信息，提供最有效的使用便利，可谓周备精当。
二、内容的“兼容”与“开拓”
所谓内容的“兼容”，主要体现在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兼采与包容。试举两例为证。一是《五帝本纪》中涉及的上古“圣王”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一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聚讼纷纭，难有定说。对此，编纂者不强加裁断，而是在【汇注】和【汇评】中注意兼采各家的不同观点。既采用顾颉刚等“古史辨派”人物的质疑性论断，也保留有针对性的驳论。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篇末的“赞”中“传疑”而不做明确论断的态度，古代学者也有精到的议论，编纂者也将之收录其中。锺惺曰：“《五帝本纪·赞》不作一了语，其一段传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运笔虚活承转处见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读未终而先得之，其引证原委又似历历有据，正其不敢自信处。盖多闻而后能阙疑，多见而后能阙殆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择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记》，要领尽此矣。”（第492页）真正善于独立思考的读者，阅此数语，就该顿悟研读《史记》、钻研古史必须有通达的学识和眼光，不可过于拘泥。
第二个例子是《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针对“焚书坑儒”之事，既保留了傅玄严词批评之说：“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杀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犹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罚，随其指而妄杀人。秦不二世而灭，李斯无遗类。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报之。”也保留了李贽的独特之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俱见第203页）编纂者又以《编者按》的形式，发表对此重大问题的看法：“以思想言论罪列于刑罚，著之法律，这应该说是始皇帝的一大发明……始皇帝将妄言、挟书、诽谤、偶语列入法律，且处以族、弃市等重刑，是极为突出的。”
《集成》内容的“开拓”，亦所在多有，主要体现在《研究综述》部分。我们不妨以《吕太后本纪》的《研究综述》为例，来体悟编纂者“开拓”学术发展之路的追求。全文分为“概说”“本传的主题是什么”“司马迁为什么给吕太后立本纪”“如何评价诛灭诸吕？”“本篇的艺术手法”“研究新角度”“从《汉书》看《史记》”和“结论”等八个问题。或许其中出现的个别看法还有从容讨论的余地，但是这篇文章确实涵盖了吕太后研究的方方面面。作者提出的如下结论，我是很赞同的：“吕后去世后，围绕着权力中心所展开的斗争，是《吕太后本纪》描述的重心。诛杀诸吕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风云波谲曲折，其文字之张弛有道，人物个性描述之精彩，堪称千古奇文……此本纪成为绝妙好文，读之令人难忘。”（第186页）我今年刚刚出版了一本小书《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许多史料来源于《吕太后本纪》，我对其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也和《研究综述》作者有相通之处，由此也就更能体悟作者用力之勤和探求之深。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0年11月4日9版）
赵生群教授题为《〈史记研究集成〉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的文章，通过“收罗宏富”、“大量采用考古资料”、“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疑则传疑”四个显著特点分述，指出：《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取材广泛，选择剪裁精审，折衷群言，新见迭出，精彩纷仍；在《史记》十二本纪的研究方面，已经全面超越前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承前启后，嘉惠学林，必将有力推动《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史记研究集成》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
赵生群（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点校本《史记》修订版点校整理主持人）
近日收到西北大学出版社寄来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皇皇十二巨册，装帧精美，印刷考究，不胜之喜。翻阅一过，获益良多。
《集成》作者阵容强大，其中袁仲一长于考古学、秦俑研究，张文立、徐卫民、尹盛平、商国君等长期从事秦汉史与文博研究，张新科是著名《史记》研究专家，徐兴海、田大宪均有重要的《史记》论著发表，赵光勇、吕培成、李雪、吕新峰、吕蔚等对《史记》研究也多所关注。《集成》从编纂到出版历时25年，倾注了上述作者在内的许多专家的心力。
《集成》规模宏大，十二本纪，各篇均单独成书。其中《五帝本纪集成》66.2万字，《夏本纪集成》53.8万字，《殷本纪集成》36.5万字，《周本纪集成》55.4万字，《秦本纪集成》49.7万字，《秦始皇本纪集成》56.9万字，《项羽本纪集成》48.5万字，《高祖本纪集成》60.2万字，《吕太后本纪集成》25.2万字，《孝文本纪集成》50.2万字，《孝景本纪集成》27.6万字，《孝武本纪集成》30.7万字，总计字数达560余万字。《集成》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取材广泛，选择剪裁精审，折衷群言，新见迭出，精彩纷仍。可以说，在《史记》十二本纪的研究方面，已经全面超越前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集成》承前启后，嘉惠学林，必将有力推动《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具体而言，《集成》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收罗宏富《集成》所收中国历代《史记》研究资料420余种、考古资料200余种、海外汉学研究资料100余种、现当代《史记》研究资料260余种。《集成》各册，主体部分为“汇校”“汇注”“汇评”三部分，作者的研究心得或意向，则以“编者按”的形式标示。此外有“解题”“研究综述”，这样的著述体例，也便于容纳更多的资料。
《集成》吸收了汪越、杭世骏、齐召南、王元启、张照、钱大昕、王鸣盛、王念孙、梁玉绳、郭嵩焘、张文虎、刘文淇、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于省吾、胡厚宣、史念海、泷川资言、水泽利忠、陈直、王叔岷、施之勉、钱穆、余嘉锡、李笠、李学勤、李人鉴、张家英、韩兆琦、张大可等各家之说，并吸收了金文、甲骨文、简帛研究的相关成果。如：《五帝本纪集成》有关标题的相关资料征引即达27家40余条，涉及五帝名称、涵义、作史宗旨、体例、史源、《史记》断限、取材原则等各种材料和不同说法（1-9页）。《夏本纪集成》系统引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相关研究成果（3页）。《项羽本纪集成》结合甲骨、金文文献和考古成果，描述了殷墟的有关情况（101-102页）。《秦本纪集成》引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纪》，以补《秦本纪》的缺略，并引用相关研究成果对《秦本纪》所载史实予以辨正（281-282页）。《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两篇都提到项羽封立诸侯事，《集成》引用《楚汉诸侯疆域志》，对项羽所封十八王疆域作了极其详尽的说明；引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介绍了广武山、汉王城、楚王城的情况。《孝文本纪》：“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集成》引赖长扬、赵生群之说，以为此篇为司马谈所作。《孝武本纪集成》引用梁玉绳、桂馥、余嘉锡等诸家之说，以为“（孝武本纪）绝非司马迁《今上本纪》之原作”（6页）。《集成》收集利用资料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二、大量采用考古资料《集成》引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周康王在位年数和时间，《史记》《汉书》等文献均无记载，《周本纪集成》引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西周纪年表加以推算，并根据金文资料，补充了昭王伐东夷的史实（201页）。《殷本纪》“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集成》引用《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对“雉登鼎耳”的文化意涵作了深入阐述（181页）。《周本纪集成》结合出土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说明了周族名称之由来（3页，13-15页，25-26页）。《秦本纪集成》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介绍了韩城梁带村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芮国墓地和故武城遗址的情况（76页，158页）。《秦始皇本纪集成》引用湖北睡虎地秦简展现了秦王政二十年整顿风俗的情况（253页），对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作了全面的描述（278-279页），介绍了秦都雍城（391页）、太寝（391页）、秦景公墓（397-400页）、泾阳（405页）、公陵、永陵、寿陵（411-412页）、庄襄王墓（414页）的规模格局等情况。《孝景本纪集成》结合相关文献和考古材料，对阳陵作了详细介绍（66-67页）；对初作阳陵的时间作了深入探讨（71-73页）。《项羽本纪》“傅左纛”，《集成》参考秦陵出土一、二号铜车马，说明“纛”的形制和设置部位，分析了秦汉建置的差别（252页）。
《殷本纪集成》附录《殷世数异同表》（247页）。《秦始皇本纪集成》附《秦始皇长城示意图》、内蒙古固阳秦始皇长城、秦阿旁宫前殿遗址图（213页）、秦始皇陵图片（267页）、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秦跪射兵俑（268页）、秦始皇陵出土的骑兵俑（268页）、石铠甲、铜车马（270页）、秦两诏椭量铭文（286页）、秦都咸阳宫一号建筑基址、咸阳宫驷马壁画（314页）、《秦东陵陵区分布示意图》（412页）。《吕太后本纪集成》附西汉长安城布局示意图、吕后玉玺、《南北军简表》等，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对长乐宫作了详细的说明。
三、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集成》编纂，始于1994年，2013年完成初稿。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华书局《史记》修订本出版，《集成》“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吸收了修订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如：《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厉山）山东有石穴。曰神农生于厉乡”，《集成》据修订本《史记》引《水经注》云“疑文（《正义》引文）有讹误”（22-23页）。《五帝本纪》“而蚩尤最为暴”，《正义》引《管子》“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校勘记云：“卢山，疑当作‘葛卢山’。”（28页）《五帝本纪》“登熊、湘”，《集解》引《封禅书》云“登熊山”，《集成》引修订本《史记》以为“熊山”疑当作“熊耳山”（50页）。《五帝本纪》“淳化鸟兽虫蛾”，《索隐》“（蛾）一作豸豸”，《集成》引修订本《史记》以为“豸”下失音（61页）。《五帝本纪》“而娶于西陵之女”，《集成》据修订本《史记》《太平御览》《大戴礼记》以为“西陵”当作“西陵氏”（74页）。《五帝本纪》“青阳降居江水”，《集成》引修订本《史记》以为“（江水）下当有‘若水’二字”（85页）。《五帝本纪》“大小之神”，《集成》引修订本《史记》云：“‘大小’，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小大’。”（105页）《五帝本纪》“帝挚立，不善（崩）”，《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据《尚书正义》，以为“唐初孔颖达等所见《史记》亦有‘崩’字”，并引用《史记新本校勘》认为应该保留“崩”字（120-121页）。《秦本纪》“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校勘记：“‘大费’二字高山本重，《诗秦风谱》孔颖达疏引《秦本纪》同。”（9页）《秦本纪》：“死，遂葬于霍太山。”《集成》引用修订本《史记》校勘记：“‘遂’下高山本有‘以’字，《水经注》卷六《汾水》同。”（24页）《秦本纪》：“是为宁公。”《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校勘记：“出土秦公钟、秦公镈皆作‘先公’，今据改。下‘宁公二年’、‘宁公生十年立’及注文同改。”（61页）他处引用修订本校勘记者尚多。
四、疑则传疑关于西周存续年数，《竹书纪年》以下有四种不同说法，《周本纪集成》引用《西周纪年考》作了归纳（304-305页）。《秦本纪》：“怀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集成》：“秦嘉谟辑补《世本·秦世家》谓‘简公悼子，厉龚公子，怀公弟也’，与此异。又雷学淇辑本《世本》谓‘简公名悼子，即剌龚公子，怀公弟也’。剌与厉音通。”（185页）《秦本纪》“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校勘记：“‘西’上原有‘河’字，据高山本删。”（190页）《秦始皇本纪》有关于秦直道的记载，《集成》引用了史念海、孙相武、姬乃军、王开等人的不同观点（211页）。《集成》引用湖南益阳兔子山秦简、北京大学所藏秦简《赵正书》的资料，结合《秦始皇本纪》相关记载，对秦二世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作了新的探索（258页）。《秦始皇本纪集成》介绍了有关秦王子婴的三种不同观点（329-321页）。关于霸上的位置和范围，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今浐灞之间的白鹿原北端，另一种则认为在白鹿原之北，汉长安城东三十里，霸水东，《集成》一并加以介绍（326页）。《高祖本纪》云刘邦“劫五诸侯兵”，对于“五诸侯”，历来众说纷纭，截至民国，主要有十八家十二说，《集成》引用《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列表加以说明（257-259页）。项羽自封西楚霸王，王九郡，而九郡之目，历来颇多争议，《高祖本纪集成》引《史记本纪地图考》，列表介绍陈仁锡、全祖望、姚鼐、钱大昕、张茂炯、刘文淇、郓敬诸家之说，又引《楚汉诸侯疆域表》对全祖望、钱大昕、姚鼐、刘文淇四家之说对比分析，认为“项羽九郡与十八王封地一样，需以秦郡数，而不能以汉郡计”，具体当指东海、会稽、泗水、薛郡、东郡、砀郡、颍川、陈郡、南阳等九郡（170-173页）。同时又引用了王子今的观点：“考虑到湖南龙山里耶秦简首见‘洞庭郡’等郡名的现象，可以知道我们对秦郡的设置，知识很可能依然是不完全的。也许关于项羽‘王九郡’的讨论，待新的历史地理资料的获得方能定论。”（173页）
编纂《史记研究集成》是一项浩大工程，《十二本纪》的出版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但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期望各位同仁再接再厉，进一步完善体例，蒐集材料，完成全书的编纂工作。后期可以编制若干索引，如作者、书名、人名、地名、语词索引等，使之更加方便使用。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0年11月4日10版）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
各分册如下：
1.《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五帝本纪》赵光勇、吕新峰编；
2.《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夏本纪》徐兴海编；
3.《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殷本纪》商国君编；
4.《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周本纪》尹盛平、赵光勇编；
5.《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秦本纪》张新科、赵光勇编；
6.《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秦始皇本纪》徐卫民、张文利编；
7.《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羽本纪》赵光勇、袁仲一编；
8.《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高祖本纪》吕培成、吕蔚、吕新峰编；
9.《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吕太后本纪》徐兴海编；
10.《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孝文本纪》田大宪编；
11.《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孝景本纪》赵光勇、吕新峰编；
12.《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孝武本纪》李雪等编。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两篇书评文章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自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多位知名学者撰写的文章见刊于《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光明网》等报刊媒体。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和点校本《史记》修订版点校整理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刊发于《中华读书报》的书评文章，近期被《新华文摘》2021年第4期全文转载。
孙家洲教授题为《〈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的书评文章，从“体例的‘集成’与‘创新’”、“内容的‘兼容’与‘开拓’”两个方面，论证《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必定对推进“《史记》学”的发展、对拓展《史记》研究空间产生巨大影响，发挥重要作用。
《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由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四位先生主编、数十位学者倾注多年心血完成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于近日推出。这套皇皇大作的出版，必定对推进“《史记》学”的发展、对拓展《史记》研究空间产生巨大影响，发挥重要作用。
有幸先睹为快，兹将初读的感悟，略述如下。
一、体例的“集成”与“创新”
“《史记》学”在我国的学术史上有独具特色的发展历程。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每隔若干年，就会有汇总诸家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出现，从而将某个历史阶段的研究精华“凝练”和“结集”到一起，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便利。
“《史记》学”的第一次“结集”，以著名的“三家注”为其标志。《史记》现存的早期注本，是南朝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其次有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书原本单行于世，自北宋时被散列于《史记》各篇之下，合称为“《史记》三家注”。这套早期《史记》注释结集之作的“三家注”，致力于相关史事的考订和补正，对《史记》的宗旨、体例等问题，也有探讨，对《史记》的整理与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史记》学”的第二次“结集”，出现在清代乾嘉年间。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现有中华书局1981年版）影响最大。此书共36卷，是梁玉绳历时20年、五易其稿完成的心血结晶。它对于《史记》研究，不仅在文字上有探本溯源、匡谬正疵之功，而且在探讨史事真相、发掘史学价值方面均有建树。《史记志疑》被认定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作之一。以考据学而著名的钱大昕推崇它可以与“三家注”并列为四家。此书所归纳的《史记》编写“通例”，得到了学林的高度认可；特别是以史料批判的精神而做“志疑”之说，梁玉绳综合运用多种资料对《史记》的相关记事做出分析，对习见之说提出自己的不同判断，尤其令人敬重其见识卓越；梁玉绳对“三家注”等前人研究《史记》得失所做的讨论，在对比、鉴别的基础上，多有推陈出新的实效。所以，《史记志疑》虽然是梁玉绳的个人之作，但是从本书的内容而言，却无愧于“研究集成”的美誉。
“《史记》学”的第三次“结集”出现在日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1865—1946）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一书，于1934年在东京出版，被日本学界视为奇宝。此书传入中国之后，反响评价不一。鲁实先教授于1940年出版了《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对该书做了严峻批判。日本学者水泽利忠于1957年推出《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针对鲁实先的指责，一一加以补正，纠正泷川资言的讹误，补出引用文献的出处，并增补了部分资料，使得《考证》的体例趋于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把泷川资言的《考证》、水泽利忠的《考证》汇于一编，很便于读者使用。中国学术界对《考证》的学术价值，有不同层面的肯定与判断。陈直先生曾经说：“泷川《考证》一书，其体例以日本官私所藏各旧写本，钩稽异同作校字。又用日人及我国注释史记者，汇合贯串作考证。在校字方面，将删佚之《正义》，全数补入，在考证方面，采摭众家，搜罗宏富，是其所长也。”（陈直：《史记新证·前言》）
时光不居，学术日新。《史记》研究在最近几十年间经历了新的发展，带有时代特色的成果不断涌现，堪称蔚为大观。再次“结集”《史记》新旧研究成果以承上启下、开拓来路，成为学术发展的要求。就此而言，“《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之作，应该出现了——这就是《史记研究集成》应该具备的历史定位。也是我拜读《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部分内容之后的感悟。
如果统计《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所收录的的研究著作总数，必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编纂者的意图是将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精华汇入一书。海量的汇总与收录，意味着编纂者付出了更多的搜集与涉猎功夫，也是此书具备“研究集成”性质的坚实基础。广采学术精华，又以设计合理的框架统摄，使得此书具备了便利于读者的实用价值。
此书的编写体例安排，可谓匠心独运，在“继承”的基础之上，颇见“创新”。在每篇《本纪》正文之前，首列【题解】，收录古今学人的“点题”总论，可以使读者了解历代学者分析司马迁设置这篇本纪的用心之所在。罗列不避繁复，务在不遗要义。以《五帝本纪》为例，【题记】就收录了始于东汉应劭、止于今人陈蒲清共计26位学者的论断。进入《史记》正文之后，每个“问题点”之所在，分别列出【汇校】【汇注】【汇评】三个部分，对疑难问题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所列注释和评点，无一不是精选之文。特别是其中的【汇注】，诚如《凡例》所言，“所有部分，皆不惮其繁，一一罗列各家之言”，极为便利读者。在正文结束之后，又有《研究综述》和《引用文献及资料》两个部分，各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由以上所述几个部分构成的全书体例，立足于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完备的学术信息，提供最有效的使用便利，可谓周备精当。
二、内容的“兼容”与“开拓”
所谓内容的“兼容”，主要体现在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兼采与包容。试举两例为证。一是《五帝本纪》中涉及的上古“圣王”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一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聚讼纷纭，难有定说。对此，编纂者不强加裁断，而是在【汇注】和【汇评】中注意兼采各家的不同观点。既采用顾颉刚等“古史辨派”人物的质疑性论断，也保留有针对性的驳论。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篇末的“赞”中“传疑”而不做明确论断的态度，古代学者也有精到的议论，编纂者也将之收录其中。锺惺曰：“《五帝本纪·赞》不作一了语，其一段传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运笔虚活承转处见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读未终而先得之，其引证原委又似历历有据，正其不敢自信处。盖多闻而后能阙疑，多见而后能阙殆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择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记》，要领尽此矣。”（第492页）真正善于独立思考的读者，阅此数语，就该顿悟研读《史记》、钻研古史必须有通达的学识和眼光，不可过于拘泥。
第二个例子是《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针对“焚书坑儒”之事，既保留了傅玄严词批评之说：“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杀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犹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罚，随其指而妄杀人。秦不二世而灭，李斯无遗类。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报之。”也保留了李贽的独特之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俱见第203页）编纂者又以《编者按》的形式，发表对此重大问题的看法：“以思想言论罪列于刑罚，著之法律，这应该说是始皇帝的一大发明……始皇帝将妄言、挟书、诽谤、偶语列入法律，且处以族、弃市等重刑，是极为突出的。”
《集成》内容的“开拓”，亦所在多有，主要体现在《研究综述》部分。我们不妨以《吕太后本纪》的《研究综述》为例，来体悟编纂者“开拓”学术发展之路的追求。全文分为“概说”“本传的主题是什么”“司马迁为什么给吕太后立本纪”“如何评价诛灭诸吕？”“本篇的艺术手法”“研究新角度”“从《汉书》看《史记》”和“结论”等八个问题。或许其中出现的个别看法还有从容讨论的余地，但是这篇文章确实涵盖了吕太后研究的方方面面。作者提出的如下结论，我是很赞同的：“吕后去世后，围绕着权力中心所展开的斗争，是《吕太后本纪》描述的重心。诛杀诸吕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风云波谲曲折，其文字之张弛有道，人物个性描述之精彩，堪称千古奇文……此本纪成为绝妙好文，读之令人难忘。”（第186页）我今年刚刚出版了一本小书《西汉朝廷“大洗牌”——汉文帝入继大统前后的政治博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许多史料来源于《吕太后本纪》，我对其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也和《研究综述》作者有相通之处，由此也就更能体悟作者用力之勤和探求之深。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0年11月4日9版）
赵生群教授题为《〈史记研究集成〉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的文章，通过“收罗宏富”、“大量采用考古资料”、“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疑则传疑”四个显著特点分述，指出：《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取材广泛，选择剪裁精审，折衷群言，新见迭出，精彩纷仍；在《史记》十二本纪的研究方面，已经全面超越前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承前启后，嘉惠学林，必将有力推动《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史记研究集成》在哪些方面超越了前人
赵生群（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点校本《史记》修订版点校整理主持人）
近日收到西北大学出版社寄来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下简称《集成》），皇皇十二巨册，装帧精美，印刷考究，不胜之喜。翻阅一过，获益良多。
《集成》作者阵容强大，其中袁仲一长于考古学、秦俑研究，张文立、徐卫民、尹盛平、商国君等长期从事秦汉史与文博研究，张新科是著名《史记》研究专家，徐兴海、田大宪均有重要的《史记》论著发表，赵光勇、吕培成、李雪、吕新峰、吕蔚等对《史记》研究也多所关注。《集成》从编纂到出版历时25年，倾注了上述作者在内的许多专家的心力。
《集成》规模宏大，十二本纪，各篇均单独成书。其中《五帝本纪集成》66.2万字，《夏本纪集成》53.8万字，《殷本纪集成》36.5万字，《周本纪集成》55.4万字，《秦本纪集成》49.7万字，《秦始皇本纪集成》56.9万字，《项羽本纪集成》48.5万字，《高祖本纪集成》60.2万字，《吕太后本纪集成》25.2万字，《孝文本纪集成》50.2万字，《孝景本纪集成》27.6万字，《孝武本纪集成》30.7万字，总计字数达560余万字。《集成》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取材广泛，选择剪裁精审，折衷群言，新见迭出，精彩纷仍。可以说，在《史记》十二本纪的研究方面，已经全面超越前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集成》承前启后，嘉惠学林，必将有力推动《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具体而言，《集成》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收罗宏富《集成》所收中国历代《史记》研究资料420余种、考古资料200余种、海外汉学研究资料100余种、现当代《史记》研究资料260余种。《集成》各册，主体部分为“汇校”“汇注”“汇评”三部分，作者的研究心得或意向，则以“编者按”的形式标示。此外有“解题”“研究综述”，这样的著述体例，也便于容纳更多的资料。
《集成》吸收了汪越、杭世骏、齐召南、王元启、张照、钱大昕、王鸣盛、王念孙、梁玉绳、郭嵩焘、张文虎、刘文淇、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于省吾、胡厚宣、史念海、泷川资言、水泽利忠、陈直、王叔岷、施之勉、钱穆、余嘉锡、李笠、李学勤、李人鉴、张家英、韩兆琦、张大可等各家之说，并吸收了金文、甲骨文、简帛研究的相关成果。如：《五帝本纪集成》有关标题的相关资料征引即达27家40余条，涉及五帝名称、涵义、作史宗旨、体例、史源、《史记》断限、取材原则等各种材料和不同说法（1-9页）。《夏本纪集成》系统引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相关研究成果（3页）。《项羽本纪集成》结合甲骨、金文文献和考古成果，描述了殷墟的有关情况（101-102页）。《秦本纪集成》引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纪》，以补《秦本纪》的缺略，并引用相关研究成果对《秦本纪》所载史实予以辨正（281-282页）。《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两篇都提到项羽封立诸侯事，《集成》引用《楚汉诸侯疆域志》，对项羽所封十八王疆域作了极其详尽的说明；引用《史记本纪地理图考》，介绍了广武山、汉王城、楚王城的情况。《孝文本纪》：“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集成》引赖长扬、赵生群之说，以为此篇为司马谈所作。《孝武本纪集成》引用梁玉绳、桂馥、余嘉锡等诸家之说，以为“（孝武本纪）绝非司马迁《今上本纪》之原作”（6页）。《集成》收集利用资料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二、大量采用考古资料《集成》引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周康王在位年数和时间，《史记》《汉书》等文献均无记载，《周本纪集成》引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西周纪年表加以推算，并根据金文资料，补充了昭王伐东夷的史实（201页）。《殷本纪》“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集成》引用《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对“雉登鼎耳”的文化意涵作了深入阐述（181页）。《周本纪集成》结合出土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说明了周族名称之由来（3页，13-15页，25-26页）。《秦本纪集成》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介绍了韩城梁带村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芮国墓地和故武城遗址的情况（76页，158页）。《秦始皇本纪集成》引用湖北睡虎地秦简展现了秦王政二十年整顿风俗的情况（253页），对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作了全面的描述（278-279页），介绍了秦都雍城（391页）、太寝（391页）、秦景公墓（397-400页）、泾阳（405页）、公陵、永陵、寿陵（411-412页）、庄襄王墓（414页）的规模格局等情况。《孝景本纪集成》结合相关文献和考古材料，对阳陵作了详细介绍（66-67页）；对初作阳陵的时间作了深入探讨（71-73页）。《项羽本纪》“傅左纛”，《集成》参考秦陵出土一、二号铜车马，说明“纛”的形制和设置部位，分析了秦汉建置的差别（252页）。
《殷本纪集成》附录《殷世数异同表》（247页）。《秦始皇本纪集成》附《秦始皇长城示意图》、内蒙古固阳秦始皇长城、秦阿旁宫前殿遗址图（213页）、秦始皇陵图片（267页）、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秦跪射兵俑（268页）、秦始皇陵出土的骑兵俑（268页）、石铠甲、铜车马（270页）、秦两诏椭量铭文（286页）、秦都咸阳宫一号建筑基址、咸阳宫驷马壁画（314页）、《秦东陵陵区分布示意图》（412页）。《吕太后本纪集成》附西汉长安城布局示意图、吕后玉玺、《南北军简表》等，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对长乐宫作了详细的说明。
三、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集成》编纂，始于1994年，2013年完成初稿。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华书局《史记》修订本出版，《集成》“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吸收了修订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如：《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厉山）山东有石穴。曰神农生于厉乡”，《集成》据修订本《史记》引《水经注》云“疑文（《正义》引文）有讹误”（22-23页）。《五帝本纪》“而蚩尤最为暴”，《正义》引《管子》“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校勘记云：“卢山，疑当作‘葛卢山’。”（28页）《五帝本纪》“登熊、湘”，《集解》引《封禅书》云“登熊山”，《集成》引修订本《史记》以为“熊山”疑当作“熊耳山”（50页）。《五帝本纪》“淳化鸟兽虫蛾”，《索隐》“（蛾）一作豸豸”，《集成》引修订本《史记》以为“豸”下失音（61页）。《五帝本纪》“而娶于西陵之女”，《集成》据修订本《史记》《太平御览》《大戴礼记》以为“西陵”当作“西陵氏”（74页）。《五帝本纪》“青阳降居江水”，《集成》引修订本《史记》以为“（江水）下当有‘若水’二字”（85页）。《五帝本纪》“大小之神”，《集成》引修订本《史记》云：“‘大小’，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小大’。”（105页）《五帝本纪》“帝挚立，不善（崩）”，《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据《尚书正义》，以为“唐初孔颖达等所见《史记》亦有‘崩’字”，并引用《史记新本校勘》认为应该保留“崩”字（120-121页）。《秦本纪》“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校勘记：“‘大费’二字高山本重，《诗秦风谱》孔颖达疏引《秦本纪》同。”（9页）《秦本纪》：“死，遂葬于霍太山。”《集成》引用修订本《史记》校勘记：“‘遂’下高山本有‘以’字，《水经注》卷六《汾水》同。”（24页）《秦本纪》：“是为宁公。”《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校勘记：“出土秦公钟、秦公镈皆作‘先公’，今据改。下‘宁公二年’、‘宁公生十年立’及注文同改。”（61页）他处引用修订本校勘记者尚多。
四、疑则传疑关于西周存续年数，《竹书纪年》以下有四种不同说法，《周本纪集成》引用《西周纪年考》作了归纳（304-305页）。《秦本纪》：“怀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集成》：“秦嘉谟辑补《世本·秦世家》谓‘简公悼子，厉龚公子，怀公弟也’，与此异。又雷学淇辑本《世本》谓‘简公名悼子，即剌龚公子，怀公弟也’。剌与厉音通。”（185页）《秦本纪》“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集成》引修订本《史记》校勘记：“‘西’上原有‘河’字，据高山本删。”（190页）《秦始皇本纪》有关于秦直道的记载，《集成》引用了史念海、孙相武、姬乃军、王开等人的不同观点（211页）。《集成》引用湖南益阳兔子山秦简、北京大学所藏秦简《赵正书》的资料，结合《秦始皇本纪》相关记载，对秦二世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作了新的探索（258页）。《秦始皇本纪集成》介绍了有关秦王子婴的三种不同观点（329-321页）。关于霸上的位置和范围，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今浐灞之间的白鹿原北端，另一种则认为在白鹿原之北，汉长安城东三十里，霸水东，《集成》一并加以介绍（326页）。《高祖本纪》云刘邦“劫五诸侯兵”，对于“五诸侯”，历来众说纷纭，截至民国，主要有十八家十二说，《集成》引用《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列表加以说明（257-259页）。项羽自封西楚霸王，王九郡，而九郡之目，历来颇多争议，《高祖本纪集成》引《史记本纪地图考》，列表介绍陈仁锡、全祖望、姚鼐、钱大昕、张茂炯、刘文淇、郓敬诸家之说，又引《楚汉诸侯疆域表》对全祖望、钱大昕、姚鼐、刘文淇四家之说对比分析，认为“项羽九郡与十八王封地一样，需以秦郡数，而不能以汉郡计”，具体当指东海、会稽、泗水、薛郡、东郡、砀郡、颍川、陈郡、南阳等九郡（170-173页）。同时又引用了王子今的观点：“考虑到湖南龙山里耶秦简首见‘洞庭郡’等郡名的现象，可以知道我们对秦郡的设置，知识很可能依然是不完全的。也许关于项羽‘王九郡’的讨论，待新的历史地理资料的获得方能定论。”（173页）
编纂《史记研究集成》是一项浩大工程，《十二本纪》的出版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但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期望各位同仁再接再厉，进一步完善体例，蒐集材料，完成全书的编纂工作。后期可以编制若干索引，如作者、书名、人名、地名、语词索引等，使之更加方便使用。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0年11月4日10版）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
1.《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五帝本纪》赵光勇、吕新峰编；
2.《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夏本纪》徐兴海编；
3.《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殷本纪》商国君编；
4.《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周本纪》尹盛平、赵光勇编；
5.《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秦本纪》张新科、赵光勇编；
6.《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秦始皇本纪》徐卫民、张文利编；
7.《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羽本纪》赵光勇、袁仲一编；
8.《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高祖本纪》吕培成、吕蔚、吕新峰编；
9.《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吕太后本纪》徐兴海编；
10.《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孝文本纪》田大宪编；
11.《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孝景本纪》赵光勇、吕新峰编；
12.《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孝武本纪》李雪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