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建委，男，山东东营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比较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早期文本研究”(17XNL016)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史记》研究”。
摘 要：战国秦汉时代，先秦人物故事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一是《春秋》材料系统，特别是《左传》中的人物故事；二是后来结集为诸子书的人物故事。《史记》先秦人物列传主要取材于诸子书类型的人物故事，而非《左传》类型。这些列传在《史记》先秦人物列传中所占比例最高，以这些诸子冠名的文献又多见于《汉书·艺文志》，以此为线索细读《史记》列传文本，不难发现《史记》先秦诸子列传有为诸子书立传的意图。《史记》诸列传之所以为诸子立传，恰恰因为他们的名字附属在了那些有价值的文献身上。材料特点上，诸子列传大多不从各诸子书里采择诸子言论和事迹，形式上还具有辅翼诸子书的性质。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史记》中看出汉武帝时代诸子书籍的流传状况，发现齐地学术是西汉学术的重要上源。
关键词：《史记》；列传；诸子；因书立传；司马迁
笔者在《〈史记〉春秋历史的写作实践与文本结构》一文中曾简略提及《史记》列传在春秋时代的史源上与本纪、世家和表有很大的不同。本纪、世家乃至《十二诸侯年表》的春秋历史主要取材于《春秋》学材料，特别是《左传》。但是七十列传与《春秋》学材料的关系却是疏离的，除了《伍子胥列传》等少数几处，《左传》几乎在列传中缺席。如果我们从后世的视角来看，《左传》里的文献至少可以让列传的取材更为全面和丰富，也会使其更接近于我们理想中的“历史”。不过，《史记》的写作却没有这样，春秋时代的人物列传非常少。那仅有的几篇春秋时代的人物列传，也更像是杂事的抄录。特别明显的如《循吏列传》，收录春秋时代“奉法循理”的５个人物：孙叔敖、子产、公休仪、石奢和李离，但却几无逻辑，不仅没有取材于《左传》，所述也多与时代不符。其体例标准，尤其让人不解。梁玉绳《史记志疑》曰：
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传《酷吏》无秦以前，深所难晓。又所举仅五人，而为相者居其三。吏事不责公卿，何以入此？孙叔、子产、公仪子当与管、晏并传为允也。
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自称引据《左氏春秋》，从《年表》实际情形看也确实如此，故太史公完全有条件从《左氏》中选择材料来写人物列传。然而，他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去写历史，《史记》先秦时代的人物列传也别具面目。本文将依据既有材料，从《史记》先秦诸子列传立意与取材的角度，尝试对上述疑问做出一点合理的解释。
一、战国秦汉时代春秋人物故事的两个系统
战国秦汉时代，春秋人物故事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一是《春秋》材料，特别是《左传》中的人物故事；二是后来结集为诸子书的人物故事。这两个系统之间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在一些汇纂性质的书里，比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和《新序》，这两类故事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这两类故事的内容和文字风格区别很明显，比较容易分别。如《说苑·尊贤》篇第37章：
晋、荆战于邲，晋师败绩，荀林父将归请死。昭公将许之，士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晋胜于荆，文公犹有忧色，曰：‘子玉犹存，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荆杀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晋也，林父之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今杀之，是重荆胜也。”昭公曰：“善！”乃使复将。
这一章与《左传》宣公十一年所记同源，文字虽有后来改动痕迹，但整体风格与《左传》一致。而同卷第26章，则有不同的风格：
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这一章的文字明显没有第３７章古雅，并充满了戏剧性，显然，这是一种通俗化的历史故事。
在《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和《新序》等书里，后一种通俗化的故事是主体。如果我们将故事的真伪、年代问题暂时搁置，只看故事的主人公所处的时代，就会发现早期文献中故事的主角大多是春秋人物。在上述诸子书里，春秋人物故事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即便将其中数量最为庞大的孔子故事单列，相比西周或战国故事，春秋故事依然是诸子书里最主要的故事类别。同时，春秋人物故事里，属于春秋末年的故事最多。齐桓、晋文及其臣子的故事在齐、晋故事中并不占最大比重，反而与晏婴、叔向相关的齐景公、晋平公故事要多于齐桓、晋文之事。齐景公、晋平公时代稍后的晋末六卿故事也非常多。就这一点而言，这类故事很可能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即七十子时期。
这一时代，被蒙文通视为先秦学术的一个转折期，即“哲学取代史学”“春秋战国私家著述取代国史”的一个时期。蒙文通引《史通·史官建制》篇“赵鞅，晋之一大夫尔，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座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的评论，称：“诸侯之国史既盛，至是而大夫之家史又起也。《左氏》书于春秋之末，晋以叔向、齐以晏婴、郑以子产，大夫之记载綦详，而诸侯之记载翻略。是家史盛而国史又衰。”从整个学术史的角度看，战国秦汉诸子传记所使用的典故材料，主要发生或取材于这一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所产生和被记录下来的“事语”构成了整个战国秦汉学术所使用的故事素材的主体。
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故事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管仲、晏婴、叔向、孔子相关的故事外，《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等古书中的春秋时代的故事基本上都见于《左传》《国语》或《公羊传》，当然也是数量不多的一部分了。如《说苑》齐故事中，除去管晏故事外，涉及齐诸公的故事基本上都见于《左传》。这说明汉及汉以前的人，拟构历史人物故事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模式，管仲、晏婴、子产、叔向和孔子，最容易成为故事的主人公。
《史记》列传中的春秋人物传主要取材于诸子书类型，而非《左传》类型。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以当时最为常见的齐故事为例，《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齐故事世多有，刘向整理秘书时，收集到的《管子》书就有564篇，数量非常大。太史公在谈论管仲、晏婴时，并没有使用《左氏春秋》或《国语》中的记载，而是《牧民》《山高》等管子书和《晏子春秋》。这很能说明《史记》列传取材的特点。
在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上，管、晏故事却体现出很大的不同。司马迁所谓“世多有之”的管子书经过刘向的整理，成为今本《管子》，这是管仲故事最主要的传世文献部分。其中《大匡》《小匡》等“内言”组《管子》书和《国语·齐语》，是较为可信的记载管仲事迹的文献，而《韩非子》《韩诗外传》《说苑》《新序》等文献中的管仲故事，大多不见于《管子》。它们具有固定的君臣对话模式，属于管仲故事的另一支流。如果说《管子》书主要出于齐稷下的话，那么以《韩诗外传》《说苑》为代表的管子故事则是齐鲁间孔子学派的产物，因为这类故事体现的是儒家学派的政治理念，也主要存在于儒家一系文献中。相比于管仲故事，晏婴的故事却相当的统一。《韩诗外传》《说苑》《新序》等文献中的晏子故事几乎全部见于刘向整理的《晏子》一书，这说明晏子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类型相对单一。可见，管、晏故事有着不同的流传特点。
《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新序》等文献中的管子故事与《晏子春秋》类型接近，与《国语·齐语》《管子》“内言”是不同的，它们属于诸子类材料中的两个故事亚型。《齐语》和“内言”相对接近于《春秋》类材料，这在整个早期人物故事中是个特例。
《管晏列传》中的故事类型与《晏子春秋》最为接近，《循吏列传》的取材也是如此。不过《伍子胥列传》却与《左传》记载有颇多相近之处。如果简单对比二者，很容易做出《史记》利用《左传》，并加以演绎的判断。但是，伍子胥故事并不仅仅见于这两部文献，在《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等文献中也有伍子胥的故事，且故事整体上与《史记》版本更为接近。因此更大的可能是，《史记·伍子胥列传》取材于诸子书类型的文献。
总之，《史记》列传中的春秋人物故事以诸子书类型为主，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诸子书类型的材料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后来的诸子书。诸子书大多经刘氏父子整理而成，今天见于某书的材料，当时未必仅见于此书，从早期文献之间的互见材料不难发现这一问题。若因《史记》中的某些材料与某书互见，就判断《史记》所录源出其中的思路，很容易将《史记》的文献来源简单化，从而遮蔽了文献流传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故本文将战国秦汉时代的故事分作《春秋》类型和诸子类型，以此观察先秦故事被采录入《史记》的特点。至于《史记》的史源问题，则仅仅是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一。我们可以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史通》《汉书艺文志考证》以来的文献中得其大概，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所著《史记会注考证》颇有汇集之功，且其书末所附《史记资材》一篇，可见《史记》材料的来源范围。《史记》和今传诸子书之间的部分材料有同源关系，此甚明显。本文欲探讨的问题是，透过《史记》，我们能否看到早期人物故事类材料的流变？司马迁（或司马谈）又是如何利用这些材料的？他是因为诸子的名声还是诸子书的价值来选择材料、写作诸子立传的？
二、为诸子书立传：《史记》诸子列传的立意
《史记》先秦时代的人物列传，诸子列传最多。管仲、晏婴、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仲尼弟子、老子、列子、文子、庄子、韩非子、孟子、荀卿、邹衍等人均有列传。传主属于先秦时代的列传总共有25篇，与《汉书·艺文志》载录文献有关联的就有20篇，其中有15篇列传中的人物在汉代流传有冠名的文献。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材料，包括《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这些人物有的是与政治军事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如管仲、吴起等人，有的则纯粹属于思想家，如老子、墨子、孟子、荀卿、韩非子等人。事实上，思想家（诸子）在先秦人物列传中所占比例是很高的。
子产、叔向这些在《左传》中有详细言行记录，同时对历史进程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反而并没有列传，《汉书·艺文志》中也没有以子产、叔向冠名的诸子著作。这种相关性会不会指向了一个可能：《史记》先秦诸子列传有为诸子书的“作者”立传的意图？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在叙述完老子（李耳）生平后，云：“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又云：“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老子韩非列传》，就会发现这篇列传对老子身份的叙述，其实是围绕着《老子》的作者问题展开的。或者可以说《老子》的写作者问题是这篇传记的主要内容。对不同老子身份的记载说明，对于司马氏父子来说，重要的是《老子》，而非老子。
《史记》之所以为诸子立传，主要的原因恐怕与诸子书的流布有关，即《史记》很可能是因书立传。《管晏列传》太史公曰：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老子韩非列传》：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庄子）故其著书十余万言……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
《孙子吴起列传》：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孟子荀卿列传》：
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这些篇章的叙事里，都特别强调了著作，所谓“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因书而设传的写作规划相对明显。更为直接的例子则是《司马穰苴列传》。其文末曰：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我们会发现，司马谈或司马迁非常清楚司马穰苴是司马法的“挂名作者”，但依然为之作传。此书流传颇广（“世既多《司马兵法》”），又闳廓深远，是司马氏为之作传的原因。《史记》没有类似于《汉书·艺文志》的篇章，诸子书的历史只能通过列传来呈现。《司马穰苴列传》其实就是借司马穰苴的传来承载《司马兵法》。司马氏父子眼里，司马穰苴类似于一个标签，而非后世的作者。
后来，刘向校书时，依然存在类似的问题。刘向每校一书，都需要为其写个叙录，上呈天子。刘向叙录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介绍作者。如《荀子》的叙录就有很详细的荀子传记。这时，一些书的作者与时代问题自然会引起刘向的注意。《汉书·艺文志》每条书目之下多有班固自注，据《别录》佚文判断，《艺文志》的自注主要依据的正是刘向的叙录。《诸子略》儒家“《内业》十五篇”，注曰“不知作书者”，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曰“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文子》九篇”，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足见刘向对于这些书的年代或作者都有比较明确的考断。他对《太公》和《文子》作者的认识已经工稳严谨，特别是《文子》，刘向对这部书与文子关系的判断，与司马迁对《司马兵法》和司马穰苴关系的理解，基本一致。
司马氏、刘氏父子对古书的编纂性质都有清晰的认识。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困扰，也没有因为作者的疑问而去否定书的价值。甚至一些明显的后世异文会被刻意保存。如刘向《晏子叙录》：
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
刘向所整理的《晏子》第８篇，“疑后世辩士所为”，但他依然将这一部分编入《晏子》。这也几乎是后来文献整理的惯例。刘向“似非晏子言”的判断，其前提是“不合经术”，而刘向列举《晏子》书价值为“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这都是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判断文献的“作者”的。
正因如此，未央宫藏书虽然存在大量作者存疑的著作，但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编目时，却依然按照文献“作者”的时代来编目，没有因为存疑而别做处理。在刘向、刘歆那里，他们叙录和编目背后所存在的那个“作者”，其实是文本中的言说者，也可以说是内在于文本的“作者”，而非文本的现实中的写作者。
反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之太史公曰：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这段“太史公曰”里面的老子、庄子、申子、韩子，正是文本中的那个作者。
文本中的作者，其实就是文本的内容。司马迁、刘向所看重的，正是文本的内容，也即书籍的价值和意义。至于文本的权属问题（冠名在谁的名下），并不是那么重要。这是西汉时代作者身份问题的实质。
《史记》诸列传、《汉书·艺文志》所载录的那些著作的作者，虽然有很多确实是文献内容的主要创作者，但他们的名字并没有权属性质，即诸子书并非属于诸子，甚至可以说这对关系是反过来的，诸子进入历史恰恰因为他们附属在了那些有价值的文献身上。
为诸子书立传，恐怕是《史记》诸子列传的真实意义。
三、诸子列传的材料特点
据《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班彪批评司马迁“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汉书·司马迁传赞》亦有相同论述。这是学者们极为熟悉的一段话，一般也被认为是班氏父子对司马氏的批评。但是，如果我们稍稍浏览《史记》，就会发现班彪的批评很难在《史记》中找到目标。《史记》中记述黄老之学的文字主要见于《曹相国世家》和《乐毅列传》，但都是短短的几句话。如《乐毅列传》文末讲到乐氏的迁徙：“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太史公曰”又补充了黄老学的渊源：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但也仅此而已，相比于法家、纵横家，黄老学在整个《史记》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而《史记》与五经直接相关的就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礼书》《乐书》《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等篇，更别说《史记》全书是以《春秋》为典范的性质了。即便将班彪所谓的“黄老”视作更加宽泛的道家，《史记》中的相关篇章也不过是《老子韩非列传》《田叔列传》和《汲郑列传》等几篇而已，也还是不如纵横家事迹丰富。自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为五经博士招弟子，整个时代的风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太史公自序》曰：
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这段话说明《史记》整体上的构思和写作开始于武帝时期，东汉服虔以来的学者依据《太史公自序》“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句判断司马氏作史以元狩元年（前122）为终点，这时黄老学已经不是主流思想形态。那么在《史记》整体写作之时，司马氏父子不可能有“崇黄老而薄五经”的倾向，况且《史记》本身的结构就有模拟五经结构的特点。
其实，班彪“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论术学”一语道出了所指，当即《太史公自序》中引录的《论六家要指》。接下来的“序货殖”“道游侠”则是与《史记》记事直接相关的文字了。
虽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特别存录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但《论六家要指》与《史记》诸子列传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六家之中，阴阳、墨、名三家均没有专门的人物列传。表面上属于儒家的《孟子荀卿列传》实际上却极为驳杂，阴阳家的邹衍、邹奭，法家的慎到，道家的田骈、环渊、接子，名家的公孙龙，墨家的墨子等均在其中。同时，黄老学系统的诸子，却分散各处。《老子韩非列传》云“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又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孟子荀卿列传》则有“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可见申不害、韩非子、慎到、田骈、环渊、接子均出于黄老，若《史记》崇黄老，不至于将源出黄老的诸子支离分解。
至于《孟子荀卿列传》一篇，其收录战国诸子众多，但这些人物大多活跃于齐国学宫，可以看作是以齐国学术为主的列传，并非儒门列传。但是《太史公自序》论及此篇要旨曰：“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这与列传实际的文本差别甚大，主题也不同。
事实上，《太史公自序》的诸子列传提要，大多与列传的实际情况不符。如《自序》曰：“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但此列传的重心却不是管仲的奢侈和晏婴的节俭，更不是二子如何辅佐桓、景二公。又：“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但是列传中老子的部分主要叙述的是孔子见老子和老子于函谷关著书的故事，韩非则主要录其《说难》。《自序》接下来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这与我们前文所引述的传文和“太史公曰”也不一致。可见至少从诸子列传来看，《太史公自序》与传文颇不相符。
对比列传和《自序》，我们会发现《自序》中的描述才是对诸子一般性或共同性的认知。列传更像是在这种默认的认知基础上，出于“猎奇”的目的而撰写的异闻，这与《管晏列传》太史公“论其轶事”的说明正可印证。但《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中的诸子事迹，却不像是特取异闻，而是受到了材料和体例的限制。材料方面，先秦诸子事迹本来就少。如并述李耳、老莱子和太史儋，并不能完全确定老子具体为谁；记申不害、慎到、田骈各仅数十字；甚至墨子这样《论六家要指》中重要的一家，仅有二十多个字的记载。
但材料的限制并不是主要的，列传取材的体例才更加直接地限制了诸子列传的样貌。《管晏列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的写法，也被贯彻到了其他诸子列传里，不论是《孟子》《庄子》，还是《墨子》《荀子》，本可以从里面找出很多以孟子、庄子、墨子、荀子为主人公的故事，完全可以构拟出一篇篇精彩的传记。但太史公却没有这么做。
这里《史记》诸子列传的取材就呈现出了一种自我矛盾的特点：诸子列传取材于诸子类历史故事系统，但却不从各诸子书里采择诸子言论和事迹。在诸子书之外，还有一些有关诸子的轶闻，这些轶闻恰恰是《史记》诸子列传的史料来源，并多见于《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这一类汇编性质的文献。因此，《史记》诸子列传除了是为诸子书立传外，其形式上还具有辅翼诸子书的性质。
四、《史记》与西汉时代的诸子之学
汉武帝时代是诸子学开始被逐渐废黜的时代。六艺类知识在这时迅速占据主导地位有其必然性。随着汉文帝之后统一王朝根基的日渐稳固，制度和行政体系的建设就会越来越重要。西汉时代所能看到的古代文献中，有关制度和行政体系的记载，主要存在于六艺类中，如三《礼》《尚书》《春秋》及其三传。诸子多长于论辩，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法、刑名和纵横家，大多以论理为主，很少涉及具体的制度和仪式细节，在关注制度和行政的大一统时代，这类学问自然容易被官方弃置。《汉书·武帝纪》曰：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世易时移，战国时代最受诸侯欢迎的申、商、纵横之学，在武帝初年已经被视为“乱国政”之术。“国政”已然成为王朝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关于“国政”的知识，也主要源出六艺。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多认为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实博士官本为秦以来旧制，待诏备问是其主要职责。武帝立五经博士，与文帝立《孟子》《尔雅》博士，二者在行政功能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五经博士的设立，说明汉王朝开始重视六艺类的知识和典籍。
又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武帝诏贤良曰：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武帝对于治世的理解，不出尧舜、三王之范畴，所谓三王，当为周之三王，据诏书内容看似为武王、成王和康王。上述诸王事迹，均见《诗》《书》。武帝所问是“古今王事之体”，以及“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这是从行政治理角度的发问，目的自然是期待贤良展现出理政的实际能力。在这样的期待中，修习《公羊春秋》并具有实际能力的公孙弘于元光五年（前130）脱颖而出，就不令人惊讶。
从建元元年（前140）罢黜申、商、纵横诸贤良，到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武帝初年的这两项与学术有关的举措，除了表达对五经的尊崇外，象征意义也特别突出。它已经清楚地表明汉王朝意识形态方向的转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来看《史记》为诸子立传的行为，就显出了特别的意义。在一个罢黜百家的时代，为百家之书立传，并将其作为周秦时代列传的主要部分，这应是太史公为周秦时代的兴衰“原始察终”，并“整齐百家杂语”的主要成绩。
从《史记》里可以看出汉武帝时代相关书籍的流传状况，这是其另一个重要的价值。前人相关研究有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一书。金先生将太史公视作六艺、诸子目录体系的首创者，并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许多书籍的情况有细密的考证，颇可一观。不过，我们还可以利用《史记》来考察早期文献的原始形态，这一点是前人多有忽略的。经与《汉书·艺文志》对比，更可见诸子学术在西汉时代的真实境遇。
其一，汉武帝时代普通知识阶层最为熟悉的诸子除了孔子及其弟子外，主要是管仲、晏婴、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孙膑、司马穰苴、商鞅、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邹奭、墨子、公孙龙、尸子、李悝、剧子、长卢、吁子、苏秦、张仪等。可见，后世推重的战国诸子基本与西汉人一致，即管晏、老庄、孙吴、孟荀和韩非。不同处在于，邹衍、淳于髡、苏秦、张仪亦得汉人青眼，但后世渐次隐没。
其二，西汉人的诸子学主要延续齐、楚两地文化，特别是齐地传统。如《史记》中的齐地诸子有管仲、晏婴、孙武、孙膑、司马穰苴、商鞅、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邹奭等，占了《史记》诸子列传的大半。从《汉书·艺文志》看，西汉的道家传统主要是北方的黄老和南方的老庄，北方的黄老亦为齐地文化（即乐臣公、盖公一系），并由曹参带至长安，流行于西汉前期。
其三，西汉秘府藏书质量和数量超过司马迁所见，如《老子韩非列传》云申不害“著书二篇，号曰《申子》”，但《汉书·艺文志》录《申子》６篇。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曰：“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则录《慎子》42篇，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史记音义》曰：“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我们如果比较一下《史记》列传和《汉书·艺文志》，就会发现《艺文志》著录的诸子书籍大部分不见《史记》。由此足见西汉未央宫藏书远超普通知识阶层所见。同时，这也可以解决一个疑问，为什么刘向校书之时，有的诸子书只有中秘书，没有大臣书、官府书和民间书，即西汉时代的很多诸子书只见于秘府，并未在普通知识阶层中流传。《汉书·艺文志》所载是未央宫藏书的基本情况，不能作为西汉文献流传状况的记录，因为秘府藏书的丰富程度是民间社会不能比拟的。
因书立传：《史记》先秦诸子列传的立意与取材
作者简介：徐建委，男，山东东营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比较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早期文本研究”(17XNL016)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专题“《史记》研究”。
摘 要：战国秦汉时代，先秦人物故事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一是《春秋》材料系统，特别是《左传》中的人物故事；二是后来结集为诸子书的人物故事。《史记》先秦人物列传主要取材于诸子书类型的人物故事，而非《左传》类型。这些列传在《史记》先秦人物列传中所占比例最高，以这些诸子冠名的文献又多见于《汉书·艺文志》，以此为线索细读《史记》列传文本，不难发现《史记》先秦诸子列传有为诸子书立传的意图。《史记》诸列传之所以为诸子立传，恰恰因为他们的名字附属在了那些有价值的文献身上。材料特点上，诸子列传大多不从各诸子书里采择诸子言论和事迹，形式上还具有辅翼诸子书的性质。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史记》中看出汉武帝时代诸子书籍的流传状况，发现齐地学术是西汉学术的重要上源。
关键词：《史记》；列传；诸子；因书立传；司马迁
笔者在《〈史记〉春秋历史的写作实践与文本结构》一文中曾简略提及《史记》列传在春秋时代的史源上与本纪、世家和表有很大的不同。本纪、世家乃至《十二诸侯年表》的春秋历史主要取材于《春秋》学材料，特别是《左传》。但是七十列传与《春秋》学材料的关系却是疏离的，除了《伍子胥列传》等少数几处，《左传》几乎在列传中缺席。如果我们从后世的视角来看，《左传》里的文献至少可以让列传的取材更为全面和丰富，也会使其更接近于我们理想中的“历史”。不过，《史记》的写作却没有这样，春秋时代的人物列传非常少。那仅有的几篇春秋时代的人物列传，也更像是杂事的抄录。特别明显的如《循吏列传》，收录春秋时代“奉法循理”的５个人物：孙叔敖、子产、公休仪、石奢和李离，但却几无逻辑，不仅没有取材于《左传》，所述也多与时代不符。其体例标准，尤其让人不解。梁玉绳《史记志疑》曰：
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传《酷吏》无秦以前，深所难晓。又所举仅五人，而为相者居其三。吏事不责公卿，何以入此？孙叔、子产、公仪子当与管、晏并传为允也。
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自称引据《左氏春秋》，从《年表》实际情形看也确实如此，故太史公完全有条件从《左氏》中选择材料来写人物列传。然而，他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去写历史，《史记》先秦时代的人物列传也别具面目。本文将依据既有材料，从《史记》先秦诸子列传立意与取材的角度，尝试对上述疑问做出一点合理的解释。
一、战国秦汉时代春秋人物故事的两个系统
战国秦汉时代，春秋人物故事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一是《春秋》材料，特别是《左传》中的人物故事；二是后来结集为诸子书的人物故事。这两个系统之间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在一些汇纂性质的书里，比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和《新序》，这两类故事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这两类故事的内容和文字风格区别很明显，比较容易分别。如《说苑·尊贤》篇第37章：
晋、荆战于邲，晋师败绩，荀林父将归请死。昭公将许之，士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晋胜于荆，文公犹有忧色，曰：‘子玉犹存，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荆杀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晋也，林父之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今杀之，是重荆胜也。”昭公曰：“善！”乃使复将。
这一章与《左传》宣公十一年所记同源，文字虽有后来改动痕迹，但整体风格与《左传》一致。而同卷第26章，则有不同的风格：
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这一章的文字明显没有第３７章古雅，并充满了戏剧性，显然，这是一种通俗化的历史故事。
在《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和《新序》等书里，后一种通俗化的故事是主体。如果我们将故事的真伪、年代问题暂时搁置，只看故事的主人公所处的时代，就会发现早期文献中故事的主角大多是春秋人物。在上述诸子书里，春秋人物故事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即便将其中数量最为庞大的孔子故事单列，相比西周或战国故事，春秋故事依然是诸子书里最主要的故事类别。同时，春秋人物故事里，属于春秋末年的故事最多。齐桓、晋文及其臣子的故事在齐、晋故事中并不占最大比重，反而与晏婴、叔向相关的齐景公、晋平公故事要多于齐桓、晋文之事。齐景公、晋平公时代稍后的晋末六卿故事也非常多。就这一点而言，这类故事很可能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即七十子时期。
这一时代，被蒙文通视为先秦学术的一个转折期，即“哲学取代史学”“春秋战国私家著述取代国史”的一个时期。蒙文通引《史通·史官建制》篇“赵鞅，晋之一大夫尔，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座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的评论，称：“诸侯之国史既盛，至是而大夫之家史又起也。《左氏》书于春秋之末，晋以叔向、齐以晏婴、郑以子产，大夫之记载綦详，而诸侯之记载翻略。是家史盛而国史又衰。”从整个学术史的角度看，战国秦汉诸子传记所使用的典故材料，主要发生或取材于这一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所产生和被记录下来的“事语”构成了整个战国秦汉学术所使用的故事素材的主体。
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故事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管仲、晏婴、叔向、孔子相关的故事外，《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等古书中的春秋时代的故事基本上都见于《左传》《国语》或《公羊传》，当然也是数量不多的一部分了。如《说苑》齐故事中，除去管晏故事外，涉及齐诸公的故事基本上都见于《左传》。这说明汉及汉以前的人，拟构历史人物故事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模式，管仲、晏婴、子产、叔向和孔子，最容易成为故事的主人公。
《史记》列传中的春秋人物传主要取材于诸子书类型，而非《左传》类型。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以当时最为常见的齐故事为例，《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齐故事世多有，刘向整理秘书时，收集到的《管子》书就有564篇，数量非常大。太史公在谈论管仲、晏婴时，并没有使用《左氏春秋》或《国语》中的记载，而是《牧民》《山高》等管子书和《晏子春秋》。这很能说明《史记》列传取材的特点。
在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上，管、晏故事却体现出很大的不同。司马迁所谓“世多有之”的管子书经过刘向的整理，成为今本《管子》，这是管仲故事最主要的传世文献部分。其中《大匡》《小匡》等“内言”组《管子》书和《国语·齐语》，是较为可信的记载管仲事迹的文献，而《韩非子》《韩诗外传》《说苑》《新序》等文献中的管仲故事，大多不见于《管子》。它们具有固定的君臣对话模式，属于管仲故事的另一支流。如果说《管子》书主要出于齐稷下的话，那么以《韩诗外传》《说苑》为代表的管子故事则是齐鲁间孔子学派的产物，因为这类故事体现的是儒家学派的政治理念，也主要存在于儒家一系文献中。相比于管仲故事，晏婴的故事却相当的统一。《韩诗外传》《说苑》《新序》等文献中的晏子故事几乎全部见于刘向整理的《晏子》一书，这说明晏子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类型相对单一。可见，管、晏故事有着不同的流传特点。
《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新序》等文献中的管子故事与《晏子春秋》类型接近，与《国语·齐语》《管子》“内言”是不同的，它们属于诸子类材料中的两个故事亚型。《齐语》和“内言”相对接近于《春秋》类材料，这在整个早期人物故事中是个特例。
《管晏列传》中的故事类型与《晏子春秋》最为接近，《循吏列传》的取材也是如此。不过《伍子胥列传》却与《左传》记载有颇多相近之处。如果简单对比二者，很容易做出《史记》利用《左传》，并加以演绎的判断。但是，伍子胥故事并不仅仅见于这两部文献，在《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等文献中也有伍子胥的故事，且故事整体上与《史记》版本更为接近。因此更大的可能是，《史记·伍子胥列传》取材于诸子书类型的文献。
总之，《史记》列传中的春秋人物故事以诸子书类型为主，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诸子书类型的材料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后来的诸子书。诸子书大多经刘氏父子整理而成，今天见于某书的材料，当时未必仅见于此书，从早期文献之间的互见材料不难发现这一问题。若因《史记》中的某些材料与某书互见，就判断《史记》所录源出其中的思路，很容易将《史记》的文献来源简单化，从而遮蔽了文献流传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故本文将战国秦汉时代的故事分作《春秋》类型和诸子类型，以此观察先秦故事被采录入《史记》的特点。至于《史记》的史源问题，则仅仅是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一。我们可以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史通》《汉书艺文志考证》以来的文献中得其大概，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所著《史记会注考证》颇有汇集之功，且其书末所附《史记资材》一篇，可见《史记》材料的来源范围。《史记》和今传诸子书之间的部分材料有同源关系，此甚明显。本文欲探讨的问题是，透过《史记》，我们能否看到早期人物故事类材料的流变？司马迁（或司马谈）又是如何利用这些材料的？他是因为诸子的名声还是诸子书的价值来选择材料、写作诸子立传的？
二、为诸子书立传：《史记》诸子列传的立意
《史记》先秦时代的人物列传，诸子列传最多。管仲、晏婴、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仲尼弟子、老子、列子、文子、庄子、韩非子、孟子、荀卿、邹衍等人均有列传。传主属于先秦时代的列传总共有25篇，与《汉书·艺文志》载录文献有关联的就有20篇，其中有15篇列传中的人物在汉代流传有冠名的文献。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材料，包括《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这些人物有的是与政治军事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如管仲、吴起等人，有的则纯粹属于思想家，如老子、墨子、孟子、荀卿、韩非子等人。事实上，思想家（诸子）在先秦人物列传中所占比例是很高的。
子产、叔向这些在《左传》中有详细言行记录，同时对历史进程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反而并没有列传，《汉书·艺文志》中也没有以子产、叔向冠名的诸子著作。这种相关性会不会指向了一个可能：《史记》先秦诸子列传有为诸子书的“作者”立传的意图？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在叙述完老子（李耳）生平后，云：“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又云：“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老子韩非列传》，就会发现这篇列传对老子身份的叙述，其实是围绕着《老子》的作者问题展开的。或者可以说《老子》的写作者问题是这篇传记的主要内容。对不同老子身份的记载说明，对于司马氏父子来说，重要的是《老子》，而非老子。
《史记》之所以为诸子立传，主要的原因恐怕与诸子书的流布有关，即《史记》很可能是因书立传。《管晏列传》太史公曰：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老子韩非列传》：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庄子）故其著书十余万言……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
《孙子吴起列传》：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孟子荀卿列传》：
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这些篇章的叙事里，都特别强调了著作，所谓“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因书而设传的写作规划相对明显。更为直接的例子则是《司马穰苴列传》。其文末曰：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我们会发现，司马谈或司马迁非常清楚司马穰苴是司马法的“挂名作者”，但依然为之作传。此书流传颇广（“世既多《司马兵法》”），又闳廓深远，是司马氏为之作传的原因。《史记》没有类似于《汉书·艺文志》的篇章，诸子书的历史只能通过列传来呈现。《司马穰苴列传》其实就是借司马穰苴的传来承载《司马兵法》。司马氏父子眼里，司马穰苴类似于一个标签，而非后世的作者。
后来，刘向校书时，依然存在类似的问题。刘向每校一书，都需要为其写个叙录，上呈天子。刘向叙录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介绍作者。如《荀子》的叙录就有很详细的荀子传记。这时，一些书的作者与时代问题自然会引起刘向的注意。《汉书·艺文志》每条书目之下多有班固自注，据《别录》佚文判断，《艺文志》的自注主要依据的正是刘向的叙录。《诸子略》儒家“《内业》十五篇”，注曰“不知作书者”，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曰“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文子》九篇”，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足见刘向对于这些书的年代或作者都有比较明确的考断。他对《太公》和《文子》作者的认识已经工稳严谨，特别是《文子》，刘向对这部书与文子关系的判断，与司马迁对《司马兵法》和司马穰苴关系的理解，基本一致。
司马氏、刘氏父子对古书的编纂性质都有清晰的认识。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困扰，也没有因为作者的疑问而去否定书的价值。甚至一些明显的后世异文会被刻意保存。如刘向《晏子叙录》：
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
刘向所整理的《晏子》第８篇，“疑后世辩士所为”，但他依然将这一部分编入《晏子》。这也几乎是后来文献整理的惯例。刘向“似非晏子言”的判断，其前提是“不合经术”，而刘向列举《晏子》书价值为“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这都是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判断文献的“作者”的。
正因如此，未央宫藏书虽然存在大量作者存疑的著作，但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编目时，却依然按照文献“作者”的时代来编目，没有因为存疑而别做处理。在刘向、刘歆那里，他们叙录和编目背后所存在的那个“作者”，其实是文本中的言说者，也可以说是内在于文本的“作者”，而非文本的现实中的写作者。
反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之太史公曰：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这段“太史公曰”里面的老子、庄子、申子、韩子，正是文本中的那个作者。
文本中的作者，其实就是文本的内容。司马迁、刘向所看重的，正是文本的内容，也即书籍的价值和意义。至于文本的权属问题（冠名在谁的名下），并不是那么重要。这是西汉时代作者身份问题的实质。
《史记》诸列传、《汉书·艺文志》所载录的那些著作的作者，虽然有很多确实是文献内容的主要创作者，但他们的名字并没有权属性质，即诸子书并非属于诸子，甚至可以说这对关系是反过来的，诸子进入历史恰恰因为他们附属在了那些有价值的文献身上。
为诸子书立传，恐怕是《史记》诸子列传的真实意义。
三、诸子列传的材料特点
据《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班彪批评司马迁“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汉书·司马迁传赞》亦有相同论述。这是学者们极为熟悉的一段话，一般也被认为是班氏父子对司马氏的批评。但是，如果我们稍稍浏览《史记》，就会发现班彪的批评很难在《史记》中找到目标。《史记》中记述黄老之学的文字主要见于《曹相国世家》和《乐毅列传》，但都是短短的几句话。如《乐毅列传》文末讲到乐氏的迁徙：“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太史公曰”又补充了黄老学的渊源：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但也仅此而已，相比于法家、纵横家，黄老学在整个《史记》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而《史记》与五经直接相关的就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礼书》《乐书》《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等篇，更别说《史记》全书是以《春秋》为典范的性质了。即便将班彪所谓的“黄老”视作更加宽泛的道家，《史记》中的相关篇章也不过是《老子韩非列传》《田叔列传》和《汲郑列传》等几篇而已，也还是不如纵横家事迹丰富。自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为五经博士招弟子，整个时代的风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太史公自序》曰：
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这段话说明《史记》整体上的构思和写作开始于武帝时期，东汉服虔以来的学者依据《太史公自序》“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句判断司马氏作史以元狩元年（前122）为终点，这时黄老学已经不是主流思想形态。那么在《史记》整体写作之时，司马氏父子不可能有“崇黄老而薄五经”的倾向，况且《史记》本身的结构就有模拟五经结构的特点。
其实，班彪“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论术学”一语道出了所指，当即《太史公自序》中引录的《论六家要指》。接下来的“序货殖”“道游侠”则是与《史记》记事直接相关的文字了。
虽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特别存录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但《论六家要指》与《史记》诸子列传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六家之中，阴阳、墨、名三家均没有专门的人物列传。表面上属于儒家的《孟子荀卿列传》实际上却极为驳杂，阴阳家的邹衍、邹奭，法家的慎到，道家的田骈、环渊、接子，名家的公孙龙，墨家的墨子等均在其中。同时，黄老学系统的诸子，却分散各处。《老子韩非列传》云“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又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孟子荀卿列传》则有“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可见申不害、韩非子、慎到、田骈、环渊、接子均出于黄老，若《史记》崇黄老，不至于将源出黄老的诸子支离分解。
至于《孟子荀卿列传》一篇，其收录战国诸子众多，但这些人物大多活跃于齐国学宫，可以看作是以齐国学术为主的列传，并非儒门列传。但是《太史公自序》论及此篇要旨曰：“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这与列传实际的文本差别甚大，主题也不同。
事实上，《太史公自序》的诸子列传提要，大多与列传的实际情况不符。如《自序》曰：“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但此列传的重心却不是管仲的奢侈和晏婴的节俭，更不是二子如何辅佐桓、景二公。又：“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但是列传中老子的部分主要叙述的是孔子见老子和老子于函谷关著书的故事，韩非则主要录其《说难》。《自序》接下来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这与我们前文所引述的传文和“太史公曰”也不一致。可见至少从诸子列传来看，《太史公自序》与传文颇不相符。
对比列传和《自序》，我们会发现《自序》中的描述才是对诸子一般性或共同性的认知。列传更像是在这种默认的认知基础上，出于“猎奇”的目的而撰写的异闻，这与《管晏列传》太史公“论其轶事”的说明正可印证。但《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中的诸子事迹，却不像是特取异闻，而是受到了材料和体例的限制。材料方面，先秦诸子事迹本来就少。如并述李耳、老莱子和太史儋，并不能完全确定老子具体为谁；记申不害、慎到、田骈各仅数十字；甚至墨子这样《论六家要指》中重要的一家，仅有二十多个字的记载。
但材料的限制并不是主要的，列传取材的体例才更加直接地限制了诸子列传的样貌。《管晏列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的写法，也被贯彻到了其他诸子列传里，不论是《孟子》《庄子》，还是《墨子》《荀子》，本可以从里面找出很多以孟子、庄子、墨子、荀子为主人公的故事，完全可以构拟出一篇篇精彩的传记。但太史公却没有这么做。
这里《史记》诸子列传的取材就呈现出了一种自我矛盾的特点：诸子列传取材于诸子类历史故事系统，但却不从各诸子书里采择诸子言论和事迹。在诸子书之外，还有一些有关诸子的轶闻，这些轶闻恰恰是《史记》诸子列传的史料来源，并多见于《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这一类汇编性质的文献。因此，《史记》诸子列传除了是为诸子书立传外，其形式上还具有辅翼诸子书的性质。
四、《史记》与西汉时代的诸子之学
汉武帝时代是诸子学开始被逐渐废黜的时代。六艺类知识在这时迅速占据主导地位有其必然性。随着汉文帝之后统一王朝根基的日渐稳固，制度和行政体系的建设就会越来越重要。西汉时代所能看到的古代文献中，有关制度和行政体系的记载，主要存在于六艺类中，如三《礼》《尚书》《春秋》及其三传。诸子多长于论辩，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法、刑名和纵横家，大多以论理为主，很少涉及具体的制度和仪式细节，在关注制度和行政的大一统时代，这类学问自然容易被官方弃置。《汉书·武帝纪》曰：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世易时移，战国时代最受诸侯欢迎的申、商、纵横之学，在武帝初年已经被视为“乱国政”之术。“国政”已然成为王朝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关于“国政”的知识，也主要源出六艺。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多认为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实博士官本为秦以来旧制，待诏备问是其主要职责。武帝立五经博士，与文帝立《孟子》《尔雅》博士，二者在行政功能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五经博士的设立，说明汉王朝开始重视六艺类的知识和典籍。
又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武帝诏贤良曰：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武帝对于治世的理解，不出尧舜、三王之范畴，所谓三王，当为周之三王，据诏书内容看似为武王、成王和康王。上述诸王事迹，均见《诗》《书》。武帝所问是“古今王事之体”，以及“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这是从行政治理角度的发问，目的自然是期待贤良展现出理政的实际能力。在这样的期待中，修习《公羊春秋》并具有实际能力的公孙弘于元光五年（前130）脱颖而出，就不令人惊讶。
从建元元年（前140）罢黜申、商、纵横诸贤良，到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武帝初年的这两项与学术有关的举措，除了表达对五经的尊崇外，象征意义也特别突出。它已经清楚地表明汉王朝意识形态方向的转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来看《史记》为诸子立传的行为，就显出了特别的意义。在一个罢黜百家的时代，为百家之书立传，并将其作为周秦时代列传的主要部分，这应是太史公为周秦时代的兴衰“原始察终”，并“整齐百家杂语”的主要成绩。
从《史记》里可以看出汉武帝时代相关书籍的流传状况，这是其另一个重要的价值。前人相关研究有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一书。金先生将太史公视作六艺、诸子目录体系的首创者，并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许多书籍的情况有细密的考证，颇可一观。不过，我们还可以利用《史记》来考察早期文献的原始形态，这一点是前人多有忽略的。经与《汉书·艺文志》对比，更可见诸子学术在西汉时代的真实境遇。
其一，汉武帝时代普通知识阶层最为熟悉的诸子除了孔子及其弟子外，主要是管仲、晏婴、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孙膑、司马穰苴、商鞅、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邹奭、墨子、公孙龙、尸子、李悝、剧子、长卢、吁子、苏秦、张仪等。可见，后世推重的战国诸子基本与西汉人一致，即管晏、老庄、孙吴、孟荀和韩非。不同处在于，邹衍、淳于髡、苏秦、张仪亦得汉人青眼，但后世渐次隐没。
其二，西汉人的诸子学主要延续齐、楚两地文化，特别是齐地传统。如《史记》中的齐地诸子有管仲、晏婴、孙武、孙膑、司马穰苴、商鞅、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邹奭等，占了《史记》诸子列传的大半。从《汉书·艺文志》看，西汉的道家传统主要是北方的黄老和南方的老庄，北方的黄老亦为齐地文化（即乐臣公、盖公一系），并由曹参带至长安，流行于西汉前期。
其三，西汉秘府藏书质量和数量超过司马迁所见，如《老子韩非列传》云申不害“著书二篇，号曰《申子》”，但《汉书·艺文志》录《申子》６篇。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曰：“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则录《慎子》42篇，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史记音义》曰：“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我们如果比较一下《史记》列传和《汉书·艺文志》，就会发现《艺文志》著录的诸子书籍大部分不见《史记》。由此足见西汉未央宫藏书远超普通知识阶层所见。同时，这也可以解决一个疑问，为什么刘向校书之时，有的诸子书只有中秘书，没有大臣书、官府书和民间书，即西汉时代的很多诸子书只见于秘府，并未在普通知识阶层中流传。《汉书·艺文志》所载是未央宫藏书的基本情况，不能作为西汉文献流传状况的记录，因为秘府藏书的丰富程度是民间社会不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