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秋克，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论教学与研究。合作、主持完成国家和省社科基金项目、出版项目5项，获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省市科研奖励7项。在《文学遗产》等各级期刊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明代文学史》(与徐朔方先生合著)、《明代云南文学家年谱》（主撰）、《明代云南文学研究》《苍雪大师评传》《〈金瓶梅〉研究精选集》《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八论》（专著），编选评注《李清照诗词选》，编选赏析《锦书云中来：古代尺牍小品赏读》，与徐朔方先生合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南戏与传奇研究》，参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主编主撰《中国古代文论新体系教程》。
论金批《史记》
摘 要：金批《史记》，是金圣叹的一项未竟之业，我们如今所能寻到的虽然只是吉光片羽，但足见金批《史记》的贡献。金圣叹看到了《史记》的传人本质，抓住了中国文学发展上史传文学与小说戏曲的关系这一重要链结，进而通过三者的横向比较，探究了三类文本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在《史记》与《水浒传》的比较批评中，金圣叹提出了“文”与“事”这对概念，表现了对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认识；在《史记》与《西厢记》的比较批评中，金圣叹认为这两部作品的共同处是都纯熟地运用了戛然而止法和狮子滚球法。《天下才子必读书》则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史记》的90余篇论赞作了精当的评点。
关键词：金圣叹；《史记》；《水浒传》；《西厢记》；文学批评
在明末清初批评家金圣叹拟批的“六才子书”①中，司马迁的《史记》名列第三。他最先批出位列第五的《水浒传》，却始终念念不忘《史记》。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批评中金圣叹一再推崇《史记》，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批评中说，“最恨是《左传》《史记》，急不得呈教”。直到因“哭庙”案而临刑之前书写绝命诗，他还沉痛地泣问：“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马”即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金圣叹全部批完的，只有《水浒传》和《西厢记》，其余评点均为断简残篇。
《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
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与历史文学有渊源关系，甚至可以说历史文学是小说戏曲的摇篮。作为第一部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品，《史记》在这种关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在《水浒传》和《西厢记》批评中提及《史记》的地方看，金圣叹显然已经把握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这个链结，设若他能完成《史记》全批，那么通过他手批的传记文学、小说、戏曲这三类典型文本，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对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塑造艺术发展轨迹，作出精彩描述的大家之言。遗憾的是金圣叹所遭“哭庙”横祸，使中国文学批评史留下了一个空白。如今，我们从他在《水浒传》和《西厢记》批评中提及《史记》的话语，以及他在《天下才子必读书》中对《史记》九十余篇论赞的批评中，只能寻到这位杰出批评家对《史记》真知灼见的吉光片羽，但这足以让我们看到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独到之处。
金圣叹的《史记》批评对古代《史记》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看到了这部旷世雄文的传人本质，而将其置于与小说戏曲的横向比较中，宏观地研究了传记与小说戏曲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明清以来，《史记》研究成为热门，著述不说汗牛充栋，也可说连篇累牍。但是，这些批评往往具体到某篇文章的用字，概括到全书某一方面的特点，却又都局限于对《史记》这一文本本身的探究，缺乏高屋建瓴的心胸，故很少有人能像金圣叹这样直探其本，抓住传人和创作方法这样的核心问题。就传人而言，当史传文学成熟于《史记》时，人物就成为表现历史的中心，而后来的小说戏曲，亦以塑造人物形象为要务，由此达成了这三类文本在文学本质上的共同点；就创作方法而言，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关系，直到今天也还是文学创作中的重大问题，而金圣叹在对《史记》与《水浒传》的比较批评中，已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史记（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
上述传人和创作方法两个基点，集中表现为在对《水浒传》与《史记》的比较批评中，金圣叹提出了“文”与“事”这对概念。“文”指艺术形象，“事”在《史记》中指历史的真实，在《水浒传》中指虚构的故事情节。他认为，由于“修史”与“下笔”（文学创作）的不同，《史记》与《水浒传》在处理“文”与“事”之间的关系上有根本的差异，但从传人这一角度看，两部作品又有一致之处。他说同《史记》一样，“《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读第五才子书法》），故两部书创造艺术形象的方法有所同亦有所异。由此，金圣叹在其他批评家未能到达的更深层次上，肯定了《史记》的文学成就。
金圣叹以对《史记》艺术成就的推崇，由撰史及于“稗官”（小说），在《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回评中指出，无论“修史”还是“下笔”，要达到人物塑造艺术的极致，就必须遵从《史记》已做出典范的一条规则：“为文计，不为事计。”他对此作了详尽的阐释。
其一，史家必须同时是文学家，述史必须与文学创作同步。“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已”，即须实录。然而，国家之事也当“务撰而成绝世奇文”。道理很简单：“文传而事传矣”。此即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就要求修史者不仅止于“叙事”，还要在“事”的基础上行“文人之事”，即进行艺术构思：“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踌变化。”金圣叹认为，在这方面《史记》就是典范。
其二，修史者怎样处理“事”与“文”的关系呢？金圣叹认为，应当以“志”为主。“恶乎志？文是已。”也即是说，司马迁是将“事”——史实作为其传人的材料，以达到创造艺术形象的目的。故而“事”虽是历史人物之所为，但如何用“事”，却取决于作为创作主体的司马迁传人之需要。
其三，《史记》人物传记其实是司马迁这个主体艺术创作的产物，是艺术形象的显现。对修史者而言，作为历史真实的“事”，即令“一代大事”，也不过是“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他说：“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因此，史家用“事”应服从于艺术的需要，而不一定要去考虑历史的真实。
在金圣叹看来，《史记》之所以能成为“绝世奇文”，皆因司马迁“为文计，不为事计”，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取舍上表现了极强的创作主体意识。金圣叹再以这个道理观照小说创作，认为小说本“无事可纪”，故在表现艺术的真实上，有着比史传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因而更没有“张定是张，李定是李”的道理。如果小说拘于真实，那读小说就不如读史书了。
以《水浒传》“醉打蒋门神”为例，金圣叹说，武松为施恩醉打蒋门神，是“事”，是“料”；武松“饮酒”则是“文”，是作者的“珠玉锦锈之心”。若以生活的真实为标准去叙述这“事”和“料”，不过一句话而已，但要达到艺术形象化，就必须对“事”和“料”进行艺术加工。作者以“醉”为“打”，独具匠心，非这样的艺术描写不足以表现武松的性格，非“醉打”不足以显示武松的雄风，从而使作品具有饱满的艺术张力。因此，作者在“饮酒”二字上大作文章，一路络绎写来，真个淋漓尽致，洋洋洒洒，写尽了打虎英雄“酒”中应有之义。“打”是“事”，而“饮酒”却是“文”，若只是就“打”而言，一行文字即可解决，但要写出一个“醉”字，写出“饮酒”的百样风光，才能成为武松英雄形象精彩的一笔，取得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饮酒”所以写得如此繁复，“是皆此篇之文也，并非此篇之事也”。即作者在“饮酒”上费那么多笔墨，自是从艺术的需要出发，并非只为记一件事而已。否则，只要写“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碗酒”即可。或者如有的史家述史那样，“大书一行足矣，何为乎又烦耐庵撰此一篇也哉？”可见，以“绝世奇文”来要求，无论是修史还是写小说，“为文计，不为事计”这个原则是一致的。
新刻全像水浒传（明崇祯时期富沙刘兴我梓行本）
既然“文”在史传和小说中都是如此重要，那么可否轻视“事”呢？金圣叹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他精当地指出了修史与写小说在处理“文”和“事”关系上的重大区别，正是这种区别，使小说比史传具有更强的可读性。他说：
某尝道：《水浒》胜似看《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读第五才子书法》）
“以文运事”是“文”从于“事”，即在史传的写作中，艺术的虚构毕竟受制于历史的真实，对于艺术家来说，这好比戴着镣铐跳舞。一方面，“如必欲但传其事，又令纤悉不失”，就不能成绝世奇文；另一方面，“文”不传，“事”亦不传。这样就使史家叙事，处于两难：只如实记录下真实之事而没有文学的虚构，这是“事无文”；只追求艺术效果而不顾历史的真实，这是“文无事”。所以，修史者只能在有限的空间“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一如史迁对大事加以隐括，对小事加以铺陈，对不足之事加以附会，对太全之事加以剪裁——只能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的真实，在“先有事生成如此”的前提下去“算计出一篇文字来”。
“因文生事”是“事”生于“文”，即在小说创作中，着眼于艺术形象的需要去艺术地虚构故事情节，与史传相比，这给了艺术家广阔的创作空间：就“事”而言，小说本“无事可纪”，不似史传那样“先有事生成如此”，故大可不必像史传哪样受事实的限制，而只要听命于艺术形象的驱遣，艺术地虚构故事情节：“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这正是小说艺术魅力之所在，不然“则读稗官，其又何不读宋子京《新唐书》也！”正是“因文生事”，使《水浒传》故事情节飞动精彩，与人物性格的发展构成了良好的内在呼应，成为人物性格运动的历史，这也是《水浒传》“一人是一列传”，人物性格达到高度典型化的重要原因。
“运事”与“生事”，一“运”一“生”之间，史传文学在艺术创造上的局限性与小说的自在性已经了然。但读“《水浒》胜似看《史记》”，只是因为《史记》受制于历史的真实——“先有事生成如此”，而从艺术传承性上看，金圣叹并不低看《史记》，他认为《水浒传》之于《史记》，在艺术上实有青出于蓝的关系：“《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传》已是件件有。”在这里，金圣叹指出了《史记》对小说发展的重要影响。无独有偶，后来的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亦说：“《金瓶梅》却全得《史记》之妙也。”“惟《金瓶梅》，纯是太史公笔法。”
金圣叹不仅将《史记》置于与小说的比较中进行创作方法的宏观考察，他还结合戏曲批评，对《史记》的其它技法特点发表了一些精当之论。如在《西厢记》中总结的戛然而止法、狮子滚球法。金圣叹用“最妙”两个字总括《西厢记》手法之高明。
所谓戛然而止法，即“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出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这样的写法，妙在隐微曲折，意在言外，能给读者提供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对于史传而言，即是把倾向性寓于文字之中；对于戏曲而言，则是留有充分的余地而耐人寻味。
西厢记（明末乌程凌氏刊朱墨套印本）
所谓狮子滚球法，是金圣叹的一个比喻：“文章最妙处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己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本只是一个球，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一时满棚人看狮子眼都看花了，狮子却是并没交涉。人眼自射狮子，狮子眼自射球。盖滚者是狮子，而狮子之所以如此滚，如彼滚，实都为球也”（《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这样的写法，妙在既变化无穷，引人入胜，又不枝不蔓，结构谨严。
上述两种写法，关键在“目注此处”，“觑定阿堵”，但收放自如，从心所欲。金圣叹说这是《西厢记》与史传文学的共同处：“《左传》《史记》便纯是此一方法，《西厢记》亦纯是此一方法。”这进一步表明，金圣叹对《史记》的研究，确乎是立足于本文而辐射于其它文学样式的，这也是其见识能高人一筹的重要原因。
金圣叹《史记》批评的再一个内容，是《天下才子必读书》对其九十余篇论赞做了评点。知人论世和发愤著书，是这部分评点最为突出的特色。
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他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金圣叹认为施耐庵与司马迁“心胸”不同，故著书之旨有别，所以《史记》是发愤之作，《水浒传》则是娱乐之作：“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好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是非皆不谬于圣人。”
金圣叹把司马迁《史记》的写作意图基本定位于发愤著书，故他特别关注《史记》论赞在这方面的表现，以从中探究司马迁“是何心胸”。如批《越王勾践世家赞》指出“与其‘能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伍子胥列传赞》指出史迁一再叹“隐忍是烈丈夫”，“不隐忍人无用”；《平原君虞卿列传赞》指出“末‘穷愁著书’另宕一句，乃写自家意思”；《屈原贾生列传赞》指出“所谓化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张耳陈余列传赞》指出“此是史公放声哭世文”；《魏豹彭越列传赞》指出“如此痛声，便是史公自己生平不曾告人之至深里言也”。凡此种种，都可谓知音之论。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天下才子必读书》对《史记》论赞的评点还论及司马迁的良史之德，如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等。同时金圣叹也指出司马迁写当代史时为避免犯忌而多用“春秋笔法”，并批评了司马迁对封建正统的维护和对天命的迷信。
总而言之，金批《史记》表现了金圣叹对创作主体意识的重视、对文学发展史上史传文学与小说戏曲关系的关注，还表现了金圣叹对作家作品既有赞美也有批判而并非一味称好的特点。本文没有展开对金批《史记》批判性批评的分析论证，或留待以后探讨。
孙秋克 | 论金批《史记》
孙秋克，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论教学与研究。合作、主持完成国家和省社科基金项目、出版项目5项，获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省市科研奖励7项。在《文学遗产》等各级期刊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明代文学史》(与徐朔方先生合著)、《明代云南文学家年谱》（主撰）、《明代云南文学研究》《苍雪大师评传》《〈金瓶梅〉研究精选集》《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八论》（专著），编选评注《李清照诗词选》，编选赏析《锦书云中来：古代尺牍小品赏读》，与徐朔方先生合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南戏与传奇研究》，参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主编主撰《中国古代文论新体系教程》。
论金批《史记》
摘 要：金批《史记》，是金圣叹的一项未竟之业，我们如今所能寻到的虽然只是吉光片羽，但足见金批《史记》的贡献。金圣叹看到了《史记》的传人本质，抓住了中国文学发展上史传文学与小说戏曲的关系这一重要链结，进而通过三者的横向比较，探究了三类文本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在《史记》与《水浒传》的比较批评中，金圣叹提出了“文”与“事”这对概念，表现了对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认识；在《史记》与《西厢记》的比较批评中，金圣叹认为这两部作品的共同处是都纯熟地运用了戛然而止法和狮子滚球法。《天下才子必读书》则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史记》的90余篇论赞作了精当的评点。
关键词：金圣叹；《史记》；《水浒传》；《西厢记》；文学批评
在明末清初批评家金圣叹拟批的“六才子书”①中，司马迁的《史记》名列第三。他最先批出位列第五的《水浒传》，却始终念念不忘《史记》。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批评中金圣叹一再推崇《史记》，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批评中说，“最恨是《左传》《史记》，急不得呈教”。直到因“哭庙”案而临刑之前书写绝命诗，他还沉痛地泣问：“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马”即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金圣叹全部批完的，只有《水浒传》和《西厢记》，其余评点均为断简残篇。
《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
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与历史文学有渊源关系，甚至可以说历史文学是小说戏曲的摇篮。作为第一部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品，《史记》在这种关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在《水浒传》和《西厢记》批评中提及《史记》的地方看，金圣叹显然已经把握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这个链结，设若他能完成《史记》全批，那么通过他手批的传记文学、小说、戏曲这三类典型文本，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对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塑造艺术发展轨迹，作出精彩描述的大家之言。遗憾的是金圣叹所遭“哭庙”横祸，使中国文学批评史留下了一个空白。如今，我们从他在《水浒传》和《西厢记》批评中提及《史记》的话语，以及他在《天下才子必读书》中对《史记》九十余篇论赞的批评中，只能寻到这位杰出批评家对《史记》真知灼见的吉光片羽，但这足以让我们看到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独到之处。
金圣叹的《史记》批评对古代《史记》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看到了这部旷世雄文的传人本质，而将其置于与小说戏曲的横向比较中，宏观地研究了传记与小说戏曲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明清以来，《史记》研究成为热门，著述不说汗牛充栋，也可说连篇累牍。但是，这些批评往往具体到某篇文章的用字，概括到全书某一方面的特点，却又都局限于对《史记》这一文本本身的探究，缺乏高屋建瓴的心胸，故很少有人能像金圣叹这样直探其本，抓住传人和创作方法这样的核心问题。就传人而言，当史传文学成熟于《史记》时，人物就成为表现历史的中心，而后来的小说戏曲，亦以塑造人物形象为要务，由此达成了这三类文本在文学本质上的共同点；就创作方法而言，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关系，直到今天也还是文学创作中的重大问题，而金圣叹在对《史记》与《水浒传》的比较批评中，已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史记（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
上述传人和创作方法两个基点，集中表现为在对《水浒传》与《史记》的比较批评中，金圣叹提出了“文”与“事”这对概念。“文”指艺术形象，“事”在《史记》中指历史的真实，在《水浒传》中指虚构的故事情节。他认为，由于“修史”与“下笔”（文学创作）的不同，《史记》与《水浒传》在处理“文”与“事”之间的关系上有根本的差异，但从传人这一角度看，两部作品又有一致之处。他说同《史记》一样，“《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读第五才子书法》），故两部书创造艺术形象的方法有所同亦有所异。由此，金圣叹在其他批评家未能到达的更深层次上，肯定了《史记》的文学成就。
金圣叹以对《史记》艺术成就的推崇，由撰史及于“稗官”（小说），在《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回评中指出，无论“修史”还是“下笔”，要达到人物塑造艺术的极致，就必须遵从《史记》已做出典范的一条规则：“为文计，不为事计。”他对此作了详尽的阐释。
其一，史家必须同时是文学家，述史必须与文学创作同步。“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已”，即须实录。然而，国家之事也当“务撰而成绝世奇文”。道理很简单：“文传而事传矣”。此即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就要求修史者不仅止于“叙事”，还要在“事”的基础上行“文人之事”，即进行艺术构思：“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踌变化。”金圣叹认为，在这方面《史记》就是典范。
其二，修史者怎样处理“事”与“文”的关系呢？金圣叹认为，应当以“志”为主。“恶乎志？文是已。”也即是说，司马迁是将“事”——史实作为其传人的材料，以达到创造艺术形象的目的。故而“事”虽是历史人物之所为，但如何用“事”，却取决于作为创作主体的司马迁传人之需要。
其三，《史记》人物传记其实是司马迁这个主体艺术创作的产物，是艺术形象的显现。对修史者而言，作为历史真实的“事”，即令“一代大事”，也不过是“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他说：“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因此，史家用“事”应服从于艺术的需要，而不一定要去考虑历史的真实。
在金圣叹看来，《史记》之所以能成为“绝世奇文”，皆因司马迁“为文计，不为事计”，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取舍上表现了极强的创作主体意识。金圣叹再以这个道理观照小说创作，认为小说本“无事可纪”，故在表现艺术的真实上，有着比史传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因而更没有“张定是张，李定是李”的道理。如果小说拘于真实，那读小说就不如读史书了。
以《水浒传》“醉打蒋门神”为例，金圣叹说，武松为施恩醉打蒋门神，是“事”，是“料”；武松“饮酒”则是“文”，是作者的“珠玉锦锈之心”。若以生活的真实为标准去叙述这“事”和“料”，不过一句话而已，但要达到艺术形象化，就必须对“事”和“料”进行艺术加工。作者以“醉”为“打”，独具匠心，非这样的艺术描写不足以表现武松的性格，非“醉打”不足以显示武松的雄风，从而使作品具有饱满的艺术张力。因此，作者在“饮酒”二字上大作文章，一路络绎写来，真个淋漓尽致，洋洋洒洒，写尽了打虎英雄“酒”中应有之义。“打”是“事”，而“饮酒”却是“文”，若只是就“打”而言，一行文字即可解决，但要写出一个“醉”字，写出“饮酒”的百样风光，才能成为武松英雄形象精彩的一笔，取得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饮酒”所以写得如此繁复，“是皆此篇之文也，并非此篇之事也”。即作者在“饮酒”上费那么多笔墨，自是从艺术的需要出发，并非只为记一件事而已。否则，只要写“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碗酒”即可。或者如有的史家述史那样，“大书一行足矣，何为乎又烦耐庵撰此一篇也哉？”可见，以“绝世奇文”来要求，无论是修史还是写小说，“为文计，不为事计”这个原则是一致的。
新刻全像水浒传（明崇祯时期富沙刘兴我梓行本）
既然“文”在史传和小说中都是如此重要，那么可否轻视“事”呢？金圣叹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他精当地指出了修史与写小说在处理“文”和“事”关系上的重大区别，正是这种区别，使小说比史传具有更强的可读性。他说：
某尝道：《水浒》胜似看《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读第五才子书法》）
“以文运事”是“文”从于“事”，即在史传的写作中，艺术的虚构毕竟受制于历史的真实，对于艺术家来说，这好比戴着镣铐跳舞。一方面，“如必欲但传其事，又令纤悉不失”，就不能成绝世奇文；另一方面，“文”不传，“事”亦不传。这样就使史家叙事，处于两难：只如实记录下真实之事而没有文学的虚构，这是“事无文”；只追求艺术效果而不顾历史的真实，这是“文无事”。所以，修史者只能在有限的空间“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一如史迁对大事加以隐括，对小事加以铺陈，对不足之事加以附会，对太全之事加以剪裁——只能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的真实，在“先有事生成如此”的前提下去“算计出一篇文字来”。
“因文生事”是“事”生于“文”，即在小说创作中，着眼于艺术形象的需要去艺术地虚构故事情节，与史传相比，这给了艺术家广阔的创作空间：就“事”而言，小说本“无事可纪”，不似史传那样“先有事生成如此”，故大可不必像史传哪样受事实的限制，而只要听命于艺术形象的驱遣，艺术地虚构故事情节：“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这正是小说艺术魅力之所在，不然“则读稗官，其又何不读宋子京《新唐书》也！”正是“因文生事”，使《水浒传》故事情节飞动精彩，与人物性格的发展构成了良好的内在呼应，成为人物性格运动的历史，这也是《水浒传》“一人是一列传”，人物性格达到高度典型化的重要原因。
“运事”与“生事”，一“运”一“生”之间，史传文学在艺术创造上的局限性与小说的自在性已经了然。但读“《水浒》胜似看《史记》”，只是因为《史记》受制于历史的真实——“先有事生成如此”，而从艺术传承性上看，金圣叹并不低看《史记》，他认为《水浒传》之于《史记》，在艺术上实有青出于蓝的关系：“《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传》已是件件有。”在这里，金圣叹指出了《史记》对小说发展的重要影响。无独有偶，后来的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亦说：“《金瓶梅》却全得《史记》之妙也。”“惟《金瓶梅》，纯是太史公笔法。”
金圣叹不仅将《史记》置于与小说的比较中进行创作方法的宏观考察，他还结合戏曲批评，对《史记》的其它技法特点发表了一些精当之论。如在《西厢记》中总结的戛然而止法、狮子滚球法。金圣叹用“最妙”两个字总括《西厢记》手法之高明。
所谓戛然而止法，即“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出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这样的写法，妙在隐微曲折，意在言外，能给读者提供广阔的艺术想象空间。对于史传而言，即是把倾向性寓于文字之中；对于戏曲而言，则是留有充分的余地而耐人寻味。
西厢记（明末乌程凌氏刊朱墨套印本）
所谓狮子滚球法，是金圣叹的一个比喻：“文章最妙处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己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本只是一个球，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一时满棚人看狮子眼都看花了，狮子却是并没交涉。人眼自射狮子，狮子眼自射球。盖滚者是狮子，而狮子之所以如此滚，如彼滚，实都为球也”（《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这样的写法，妙在既变化无穷，引人入胜，又不枝不蔓，结构谨严。
上述两种写法，关键在“目注此处”，“觑定阿堵”，但收放自如，从心所欲。金圣叹说这是《西厢记》与史传文学的共同处：“《左传》《史记》便纯是此一方法，《西厢记》亦纯是此一方法。”这进一步表明，金圣叹对《史记》的研究，确乎是立足于本文而辐射于其它文学样式的，这也是其见识能高人一筹的重要原因。
金圣叹《史记》批评的再一个内容，是《天下才子必读书》对其九十余篇论赞做了评点。知人论世和发愤著书，是这部分评点最为突出的特色。
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他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金圣叹认为施耐庵与司马迁“心胸”不同，故著书之旨有别，所以《史记》是发愤之作，《水浒传》则是娱乐之作：“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好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是非皆不谬于圣人。”
金圣叹把司马迁《史记》的写作意图基本定位于发愤著书，故他特别关注《史记》论赞在这方面的表现，以从中探究司马迁“是何心胸”。如批《越王勾践世家赞》指出“与其‘能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伍子胥列传赞》指出史迁一再叹“隐忍是烈丈夫”，“不隐忍人无用”；《平原君虞卿列传赞》指出“末‘穷愁著书’另宕一句，乃写自家意思”；《屈原贾生列传赞》指出“所谓化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张耳陈余列传赞》指出“此是史公放声哭世文”；《魏豹彭越列传赞》指出“如此痛声，便是史公自己生平不曾告人之至深里言也”。凡此种种，都可谓知音之论。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天下才子必读书》对《史记》论赞的评点还论及司马迁的良史之德，如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等。同时金圣叹也指出司马迁写当代史时为避免犯忌而多用“春秋笔法”，并批评了司马迁对封建正统的维护和对天命的迷信。
总而言之，金批《史记》表现了金圣叹对创作主体意识的重视、对文学发展史上史传文学与小说戏曲关系的关注，还表现了金圣叹对作家作品既有赞美也有批判而并非一味称好的特点。本文没有展开对金批《史记》批判性批评的分析论证，或留待以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