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刚
西安工程大学
摘要：
陕西三十多年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实绩已经证明“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基地”建议的正确性。陕西学界今后主要应该努力的三件事情是：培养后续人才，引进学科带头人；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高质量创新成果的问世。
关键词：改革开放 司马迁 管窥
引 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记》研究出现了新局面。陕西三十多年来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成绩，引起学者的关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如下两篇：
尚永亮教授1998年写的《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漫说十年来陕西<史记>之新进境与新特点及其他》]主要对1987年——1996十年间陕西《史记》研究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总结和肯定，并对以后可能走向，作了准确的预测。因为选择精当，所论虽仅十年，至今犹有借鉴意义，是一篇高屋建瓴的陕西《史记》研究的经典文献。
2001年陈桐生教授《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着眼点为百年，但对陕西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记》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以上两篇代表性的有关陕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文献，从不同学术视野概括了改革开放后陕西《史记》研究的现状和成果。但是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陈文非专论陕西，尚文仅限于十年。现在，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陕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取得了那些成就，有何不足，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这篇小文以管窥豹，求教于方家。
一、三十多年来陕西司马迁研究的回顾
过去的三十多年，是陕西学人为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基地”、“司马迁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的三十多年。这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立体式打造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
陕西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有天时地利之便，这是人们的共识。1985年3月28日，司马迁故乡韩城的一批学者自发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研究司马迁的学会：韩城市司马迁学会。同时，陕西师大有关领导也向有关部门提出加强司马迁研究的建议，呼吁组织优秀的本地专家学者成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1987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经和张大可教授商议邀请部分专家在北京举行《史记》研讨会，会上季镇淮老先生“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基地”的提议，大大地激发和调动了陕西学者的积极性，从此开启了陕西学人继唐代文学研究中心之后，再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中心的历程。经过几年的酝酿，1992年6月24日，陕西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任名誉会长。会上，袁仲一会长郑重声明“陕西是司马迁的故乡，陕西就该成为司马迁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这可看作陕西学人立足本地、依照学科建设规律，建设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的战略眼光和魄力。
1，打造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氛围和声势
1987年北京专家会不久，陕西学人就积极行动起来。1988年5月，在西安、韩城召开了一次质量高、规模大的全国司马迁和《史记》研讨会，标志着陕西《史记》研究的黄金期已经到来。此后，有关工作迅速有序展开。
创办会刊、利用报刊等多种媒体，宣传司马迁的事迹和《史记》的成就。1992年8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刊《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通讯》面世。《人文杂志》、《陕西师大学报》、《渭南师院学报》、《汉中师院学报》、《唐都学刊》《陕西日报》等相继开辟专栏，吸引优秀稿件。《天人古今》是唯一一家以司马迁为研究中心的刊物。陕西人民、三秦、陕西人民教育等出版社，不惜亏本，出版有关著作。陕西一时成了学者们向往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成果的发表、出版中心。同时成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影视研究委员会”，投入了《司马迁万里行》专题片的拍摄。中央电视台、陕西执信广告公司联合摄制、播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司马迁》。此外还有电影文学剧本《中华史圣》、小说《司马迁夫人》、广播剧《史圣司马迁》等。此外，还先后有系列有关建筑、雕塑、书画展活动以及司马迁与《史记》旅游项目的策划等。以上氛围与声势的制造，不仅促进了司马迁与《史记》的普及，更促进了有关研究质量的提高。
2、举办《史记》研究年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
韩城市司马迁研究会坚持年年举办年会，至今已26次。1993年9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邀请了省外有关专家学者，在韩城举办首届年会，至今已举办7届。1995年8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陕西师大、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渭南市文联、韩城市政府、陕西人民出版社在西安联合主办了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除了全国各地、港台代表外，还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者代表，提交论文106篇，引人注目者多。会议成功，影响长远，不仅展现了陕西《史记》研究的独特风貌，也使国内外的《史记》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2005年8月，韩城市委及韩城司马迁研究会、陕西司马迁研究会、中国《史记》研究会，在韩城举行了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目前陕西师大文学院，正计划将在2015年，将举办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3、高校成为培养《史记》学者的摇篮和研究重地。
首先，成立司马迁研究会、研究室、资料中心。1992年6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在陕西师大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司马迁研究会。接着，陕西师大设立《史记》研究室、司马迁研究文献资料中心；渭南师院、合阳县、汉中市、渭南市等地先后组建了《史记》研究室、司马迁研究分会。其次，开设相关的专题课和公共选修课，编写教材，并设立有关奖项。陕西高校在全国比较早、也比较普遍地开设了司马迁与《史记》专业、公共选修课。来陕西读《史记》，一度成为硕士、博士的首选。仅以陕西师大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来，就培养出像陈桐生、张新科、张强、程世和、池万兴等一批当代有影响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专家。
（二）三十多年来的研究实绩。
首先，有影响的专著不断面世。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学人出版的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专著不下百部。比较有影响的有吉春的《司马迁年谱新编》，张新科《史记研究史》、《史记学概论》、《<史记>与中国文学》、《史记概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黄新亚《司马迁评传》，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史记>与今古文经学》等，徐兴海《司马迁的创造思维》，张强《司马迁与宗教神话》，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程世和《<史记>——伟大人格的凝聚》，池万兴《<史记>与民族精神》，徐兴海主编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等多种。
其次，大型集体攻关项目的策划。1992年就在陕西司马迁协会刚挂牌之时，就策划了三大项目：编校出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编写《<史记>系列大辞典》、编撰《<史记>研究集成》（汇校汇注汇评，3000万字）。前者已于2011年出版，后二者仍在努力进行中。“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的面世。这套丛书涉及到了司马迁的人格、思维、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史记》与经学、宗教、地学、农学、医学、音乐等领域，影响相当大，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陈桐生教授《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所说：“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热更为学者开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由此，《史记》研究的路子越走越宽。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史记》，揭示出《史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百科全书的特殊价值。特别是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以28种鸿篇巨帙，对《史记》与华夏文化的关系作了一次 ‘地毯式’研究，许多领域，诸如教育学、地学、农学、音乐学均属首次涉足。”[,123]《人民日报》等报刊有专题报道。“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的编订。渭南师院《史记》研究所编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从1994年以来，一直至今。2005年以后，每年一册，至今已出版7册，为国内外的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再次，有关学术论文比例在全国领先。据统计，从1987-1996年的10年之间，陕西学人的有关论文共计375篇，几近全国相关论文数三分之二。而1994、1995、1996三年间，平均每年60篇以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陕西这三年间的司马迁和《史记》研究发展迅猛。以后虽然不及此三年，但是，陕西学人在各级刊物发表的有关论文在全国所占比例，仍然居前。此外，多种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文集的不断面世。1990年韩城司马迁学会推出《司马迁研究》论文集，之后，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不断推出《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已出九集。中国《史记》研究会《史记论丛》（已经出8集）中，陕西学人的文章历年所占比例较高。
(三)缺憾和不足
三十多年的我们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有一些缺憾和不足。能否正确认识这些缺憾和不足，也是直接关系到研究基地的建设。就研究基地建设的战略而言，有一些缺憾。比如我们在司马迁研究会成立之初就制定的正确的发展战略，为什么有的不了了之？有的止步不前？如何能使不同的领导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一贯支持？如何很好的处理省会和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关系等等。存在的不足主要是缺乏震撼全国、国际的真正重量级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司马迁研究基地的信心似乎有弱化的趋势等。
综上，在陕西各级领导的直接关心下，陕西学人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虽然这一成绩和预订目标尚有一定差距，但是，从这三十多年风雨兼程的奋斗历程看，以陕西人固有的文化血脉，真积力久，实现建成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这一宏伟目标完全是有可能的。
二、陕西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期待与设想
陕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的建设，不仅领导关注，学者专家看好，民间也十分重视，是陕西人的共识。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陕西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国内外声势已经形成，三十多年的实绩已经证明建设司马迁研究基地预见的正确性。现在，在文化兴国、文化强国战略的东风下，陕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建设值得期待。
首先，培养后续人才，引进学科带头人。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一直是陕西相关高校、研究院所的重点研究内容。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培养出的一批造诣深厚的中青年学者，正活跃在《史记》研究界，不少已经成为《史记》学界的主力军。随着老一辈学者的老去，他们肩上的担子将会越来越重。其中对于后续人才的培养，将是其重要内容。
从陕西成为全国唐代文学研究中心以及国内外有关学科建设的经验看，以自己的实力为前提，结合地天时地利，与国内、国际有关学者广泛交流，才能产生影响，得到认同。过去的三十多年，陕西学人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的奋斗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强烈的体会，就是缺乏像唐代文学研究中诸如霍松林、傅庚生先生等一批学养深厚的学科带头人。这就是人和的因素。因为学科带头人的缺失，我们没有能很理想的借助全国乃至国际的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从中外学科发展规律看，学科带头人是学科实力的标志。但到目前为止，虽然陕西学人的相关努力可以说没有丝毫放松，但有关的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似乎还任重道远。不惜重金引进有关学科带头人，这已经引起陕西各级各界领导的重视。
其次，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继续建立完善“《史记》学”。
过去的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取得公认的成绩，使陕西成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重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普及工作做得好。丰富多彩的普及工作使得研究对象的内涵和意义得到更多的了解，形成了有关研究的社会基础。高标独树的研究实绩，带动了研究梯队的培养和补充，不断改进研究方法、扩大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准，从而，像建立“红学”、“唐诗学”一样，真正建立起“《史记》学”。这是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从一开始就确定的发展思路。陕西学人对《<史记>研究集成》（汇校汇注汇评本）、《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史记>故事通俗读物丛书》的策划，就是这一思路的最好说明。如上所述，普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此处在强调一下司马迁与《史记》精神的普及。
司马迁与《史记》承载了优秀的民族精神，司马迁本人就是民族魂的代表。在一定意义上说，司马迁与《史记》弘扬的精神也是全人类的普世精神。司马迁与《史记》的民族精神不仅容易引起炎黄子孙的共鸣，也能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共鸣。韩城的司马迁文章做得很成功，司马迁已经成为韩城的文化符号。提起司马迁，人们就想去韩城，去韩城就是为参观司马迁祠。其实，西安、咸阳等地，也与司马迁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学习韩城的经验。这对普及司马迁和《史记》精神有重要作用。
复次，高质量的创新成果是关键。
一是发扬地域优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点研究项目，成果如山。从传统研究项目超过前人，已经很难。要想显示实力，只有另辟蹊径。如何另辟蹊径，就成为陕西能否建成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中心的关键所在。陕西作为文物大省，有大量的方方面面的与《史记》相关的出土文物。如何将这些出土文物与《史记》研究相结合，以出土文物印证《史记》，丰富《史记》，修正《史记》，需要考古工作者和文献工作者以及多学科的的密切合作。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史记》是一部司马迁时代以及前代的最权威的百科全书。多学科协同作战是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必然要求。这方面目前研究成果不很多，但是空间很大。充分调动政府、高校、民间各方面的相关力量，从长计议，假以时日。以此思路坚持下去，必有高质量的创新成果。新成果问世之日，必震惊世界。陕西自然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中心。
二是韩城的有关研究的启示。韩城是司马迁的故乡，当地党政领导认识到司马迁对当地政治、经济的潜在价值，非常重视与支持当地的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在领导的支持和重视下，韩城学者利用大量乡土资料对司马迁与韩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这些成果别开生面、独辟蹊径，填补了有关研究的空白。如《迁生龙门考》、《司马迁生地考》、《司马迁生于华池初探》、《司马迁生葬地新探》、《司马迁十九岁前在家乡耕读浅探》、《司马迁回乡考》、《司马迁墓辨》、《司马迁祖茔考》、《司马迁祠墓沿革考略》、《司马迁后裔考论》、《司马迁后裔改姓探考》、《<史记>中韩城地名注释》、《<史记>所载韩城政区历史起源》、《韩城纪念司马迁的民间风俗》、《司马迁的传说》等论著。这些论著让人感到亲切、自然、真实，离司马迁与《史记》更近。
作者：任刚（1963-），男，汉族，内蒙古五原县人。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管窥
任 刚
西安工程大学
摘要：
陕西三十多年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实绩已经证明“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基地”建议的正确性。陕西学界今后主要应该努力的三件事情是：培养后续人才，引进学科带头人；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高质量创新成果的问世。
关键词：改革开放 司马迁 管窥
引 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记》研究出现了新局面。陕西三十多年来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成绩，引起学者的关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如下两篇：
尚永亮教授1998年写的《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漫说十年来陕西<史记>之新进境与新特点及其他》]主要对1987年——1996十年间陕西《史记》研究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总结和肯定，并对以后可能走向，作了准确的预测。因为选择精当，所论虽仅十年，至今犹有借鉴意义，是一篇高屋建瓴的陕西《史记》研究的经典文献。
2001年陈桐生教授《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着眼点为百年，但对陕西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记》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以上两篇代表性的有关陕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文献，从不同学术视野概括了改革开放后陕西《史记》研究的现状和成果。但是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陈文非专论陕西，尚文仅限于十年。现在，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陕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取得了那些成就，有何不足，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这篇小文以管窥豹，求教于方家。
一、三十多年来陕西司马迁研究的回顾
过去的三十多年，是陕西学人为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基地”、“司马迁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的三十多年。这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立体式打造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
陕西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有天时地利之便，这是人们的共识。1985年3月28日，司马迁故乡韩城的一批学者自发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研究司马迁的学会：韩城市司马迁学会。同时，陕西师大有关领导也向有关部门提出加强司马迁研究的建议，呼吁组织优秀的本地专家学者成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1987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经和张大可教授商议邀请部分专家在北京举行《史记》研讨会，会上季镇淮老先生“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基地”的提议，大大地激发和调动了陕西学者的积极性，从此开启了陕西学人继唐代文学研究中心之后，再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中心的历程。经过几年的酝酿，1992年6月24日，陕西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董继昌任名誉会长。会上，袁仲一会长郑重声明“陕西是司马迁的故乡，陕西就该成为司马迁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这可看作陕西学人立足本地、依照学科建设规律，建设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的战略眼光和魄力。
1，打造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氛围和声势
1987年北京专家会不久，陕西学人就积极行动起来。1988年5月，在西安、韩城召开了一次质量高、规模大的全国司马迁和《史记》研讨会，标志着陕西《史记》研究的黄金期已经到来。此后，有关工作迅速有序展开。
创办会刊、利用报刊等多种媒体，宣传司马迁的事迹和《史记》的成就。1992年8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刊《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通讯》面世。《人文杂志》、《陕西师大学报》、《渭南师院学报》、《汉中师院学报》、《唐都学刊》《陕西日报》等相继开辟专栏，吸引优秀稿件。《天人古今》是唯一一家以司马迁为研究中心的刊物。陕西人民、三秦、陕西人民教育等出版社，不惜亏本，出版有关著作。陕西一时成了学者们向往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成果的发表、出版中心。同时成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影视研究委员会”，投入了《司马迁万里行》专题片的拍摄。中央电视台、陕西执信广告公司联合摄制、播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司马迁》。此外还有电影文学剧本《中华史圣》、小说《司马迁夫人》、广播剧《史圣司马迁》等。此外，还先后有系列有关建筑、雕塑、书画展活动以及司马迁与《史记》旅游项目的策划等。以上氛围与声势的制造，不仅促进了司马迁与《史记》的普及，更促进了有关研究质量的提高。
2、举办《史记》研究年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
韩城市司马迁研究会坚持年年举办年会，至今已26次。1993年9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邀请了省外有关专家学者，在韩城举办首届年会，至今已举办7届。1995年8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陕西师大、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渭南市文联、韩城市政府、陕西人民出版社在西安联合主办了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除了全国各地、港台代表外，还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者代表，提交论文106篇，引人注目者多。会议成功，影响长远，不仅展现了陕西《史记》研究的独特风貌，也使国内外的《史记》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2005年8月，韩城市委及韩城司马迁研究会、陕西司马迁研究会、中国《史记》研究会，在韩城举行了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目前陕西师大文学院，正计划将在2015年，将举办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3、高校成为培养《史记》学者的摇篮和研究重地。
首先，成立司马迁研究会、研究室、资料中心。1992年6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在陕西师大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司马迁研究会。接着，陕西师大设立《史记》研究室、司马迁研究文献资料中心；渭南师院、合阳县、汉中市、渭南市等地先后组建了《史记》研究室、司马迁研究分会。其次，开设相关的专题课和公共选修课，编写教材，并设立有关奖项。陕西高校在全国比较早、也比较普遍地开设了司马迁与《史记》专业、公共选修课。来陕西读《史记》，一度成为硕士、博士的首选。仅以陕西师大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来，就培养出像陈桐生、张新科、张强、程世和、池万兴等一批当代有影响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专家。
（二）三十多年来的研究实绩。
首先，有影响的专著不断面世。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学人出版的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专著不下百部。比较有影响的有吉春的《司马迁年谱新编》，张新科《史记研究史》、《史记学概论》、《<史记>与中国文学》、《史记概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等，黄新亚《司马迁评传》，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史记>与今古文经学》等，徐兴海《司马迁的创造思维》，张强《司马迁与宗教神话》，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程世和《<史记>——伟大人格的凝聚》，池万兴《<史记>与民族精神》，徐兴海主编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等多种。
其次，大型集体攻关项目的策划。1992年就在陕西司马迁协会刚挂牌之时，就策划了三大项目：编校出版《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编写《<史记>系列大辞典》、编撰《<史记>研究集成》（汇校汇注汇评，3000万字）。前者已于2011年出版，后二者仍在努力进行中。“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的面世。这套丛书涉及到了司马迁的人格、思维、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史记》与经学、宗教、地学、农学、医学、音乐等领域，影响相当大，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陈桐生教授《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所说：“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热更为学者开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由此，《史记》研究的路子越走越宽。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史记》，揭示出《史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百科全书的特殊价值。特别是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以28种鸿篇巨帙，对《史记》与华夏文化的关系作了一次 ‘地毯式’研究，许多领域，诸如教育学、地学、农学、音乐学均属首次涉足。”[,123]《人民日报》等报刊有专题报道。“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的编订。渭南师院《史记》研究所编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从1994年以来，一直至今。2005年以后，每年一册，至今已出版7册，为国内外的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再次，有关学术论文比例在全国领先。据统计，从1987-1996年的10年之间，陕西学人的有关论文共计375篇，几近全国相关论文数三分之二。而1994、1995、1996三年间，平均每年60篇以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陕西这三年间的司马迁和《史记》研究发展迅猛。以后虽然不及此三年，但是，陕西学人在各级刊物发表的有关论文在全国所占比例，仍然居前。此外，多种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文集的不断面世。1990年韩城司马迁学会推出《司马迁研究》论文集，之后，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不断推出《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已出九集。中国《史记》研究会《史记论丛》（已经出8集）中，陕西学人的文章历年所占比例较高。
(三)缺憾和不足
三十多年的我们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有一些缺憾和不足。能否正确认识这些缺憾和不足，也是直接关系到研究基地的建设。就研究基地建设的战略而言，有一些缺憾。比如我们在司马迁研究会成立之初就制定的正确的发展战略，为什么有的不了了之？有的止步不前？如何能使不同的领导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一贯支持？如何很好的处理省会和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关系等等。存在的不足主要是缺乏震撼全国、国际的真正重量级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司马迁研究基地的信心似乎有弱化的趋势等。
综上，在陕西各级领导的直接关心下，陕西学人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虽然这一成绩和预订目标尚有一定差距，但是，从这三十多年风雨兼程的奋斗历程看，以陕西人固有的文化血脉，真积力久，实现建成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这一宏伟目标完全是有可能的。
二、陕西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期待与设想
陕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的建设，不仅领导关注，学者专家看好，民间也十分重视，是陕西人的共识。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陕西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国内外声势已经形成，三十多年的实绩已经证明建设司马迁研究基地预见的正确性。现在，在文化兴国、文化强国战略的东风下，陕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建设值得期待。
首先，培养后续人才，引进学科带头人。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一直是陕西相关高校、研究院所的重点研究内容。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培养出的一批造诣深厚的中青年学者，正活跃在《史记》研究界，不少已经成为《史记》学界的主力军。随着老一辈学者的老去，他们肩上的担子将会越来越重。其中对于后续人才的培养，将是其重要内容。
从陕西成为全国唐代文学研究中心以及国内外有关学科建设的经验看，以自己的实力为前提，结合地天时地利，与国内、国际有关学者广泛交流，才能产生影响，得到认同。过去的三十多年，陕西学人在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基地的奋斗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强烈的体会，就是缺乏像唐代文学研究中诸如霍松林、傅庚生先生等一批学养深厚的学科带头人。这就是人和的因素。因为学科带头人的缺失，我们没有能很理想的借助全国乃至国际的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从中外学科发展规律看，学科带头人是学科实力的标志。但到目前为止，虽然陕西学人的相关努力可以说没有丝毫放松，但有关的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似乎还任重道远。不惜重金引进有关学科带头人，这已经引起陕西各级各界领导的重视。
其次，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继续建立完善“《史记》学”。
过去的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取得公认的成绩，使陕西成为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重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普及工作做得好。丰富多彩的普及工作使得研究对象的内涵和意义得到更多的了解，形成了有关研究的社会基础。高标独树的研究实绩，带动了研究梯队的培养和补充，不断改进研究方法、扩大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准，从而，像建立“红学”、“唐诗学”一样，真正建立起“《史记》学”。这是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从一开始就确定的发展思路。陕西学人对《<史记>研究集成》（汇校汇注汇评本）、《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史记>故事通俗读物丛书》的策划，就是这一思路的最好说明。如上所述，普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此处在强调一下司马迁与《史记》精神的普及。
司马迁与《史记》承载了优秀的民族精神，司马迁本人就是民族魂的代表。在一定意义上说，司马迁与《史记》弘扬的精神也是全人类的普世精神。司马迁与《史记》的民族精神不仅容易引起炎黄子孙的共鸣，也能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共鸣。韩城的司马迁文章做得很成功，司马迁已经成为韩城的文化符号。提起司马迁，人们就想去韩城，去韩城就是为参观司马迁祠。其实，西安、咸阳等地，也与司马迁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学习韩城的经验。这对普及司马迁和《史记》精神有重要作用。
复次，高质量的创新成果是关键。
一是发扬地域优势。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点研究项目，成果如山。从传统研究项目超过前人，已经很难。要想显示实力，只有另辟蹊径。如何另辟蹊径，就成为陕西能否建成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中心的关键所在。陕西作为文物大省，有大量的方方面面的与《史记》相关的出土文物。如何将这些出土文物与《史记》研究相结合，以出土文物印证《史记》，丰富《史记》，修正《史记》，需要考古工作者和文献工作者以及多学科的的密切合作。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史记》是一部司马迁时代以及前代的最权威的百科全书。多学科协同作战是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必然要求。这方面目前研究成果不很多，但是空间很大。充分调动政府、高校、民间各方面的相关力量，从长计议，假以时日。以此思路坚持下去，必有高质量的创新成果。新成果问世之日，必震惊世界。陕西自然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中心。
二是韩城的有关研究的启示。韩城是司马迁的故乡，当地党政领导认识到司马迁对当地政治、经济的潜在价值，非常重视与支持当地的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在领导的支持和重视下，韩城学者利用大量乡土资料对司马迁与韩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这些成果别开生面、独辟蹊径，填补了有关研究的空白。如《迁生龙门考》、《司马迁生地考》、《司马迁生于华池初探》、《司马迁生葬地新探》、《司马迁十九岁前在家乡耕读浅探》、《司马迁回乡考》、《司马迁墓辨》、《司马迁祖茔考》、《司马迁祠墓沿革考略》、《司马迁后裔考论》、《司马迁后裔改姓探考》、《<史记>中韩城地名注释》、《<史记>所载韩城政区历史起源》、《韩城纪念司马迁的民间风俗》、《司马迁的传说》等论著。这些论著让人感到亲切、自然、真实，离司马迁与《史记》更近。
作者：任刚（1963-），男，汉族，内蒙古五原县人。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