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到10日，第四届伯鸿书香奖专题文化游活动——《史记》主题游在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开展。通过中华书局和三联中读招募而来的幸运读者和特邀专家一同探寻太史公的足迹。今将此次访古之旅的游记分享给各位读者，让我们在历史现场获取新知。
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叫司马迁的读书人，少负青云不羁之志，“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太史公自序》），整个人儿像春天的花儿与阳光一样，充满朝气和希望。
他开初也是一个与时代完全合拍的人。和同时代大多数做官的读书人一样，他忠于职守，热爱朝廷，“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他有家学渊源，“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要指，言简意赅，金声玉振；也有任职带来的著述便利，“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这样的人做史，内容自然自信，但因为触摸不到时代的痛点，文字容易流于飘忽。天汉二年（前99年）十一月，汉将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鉴于对李陵的观察和理解，认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遂在朝廷上“推言陵功”，因此惹怒汉武帝，被逮捕入狱，“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第二年又被下蚕室，受宫刑，“重为天下观笑”（《报任安书》），这是司马迁个人的大不幸。
时代癫狂、世态炎凉萃于一身。但也正因为此，著史主旨也才由歌颂汉王朝“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一变而为通过“述往事，思来者”以抒郁结、通其道（《太史公自序》）。也因作者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心，他的历史叙事范围才能由当世上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报任安书》）
很多人说《史记》只是一部传记文学作品，这种说法忽略了作者多重身份投射到文本里的复杂意义。那个时代的人应该没有把实录和演义完全区别开来，正如《左传》，它和《春秋》经文水乳交融，但我们知道那不能当作过去的真实呈现。《史记》只是在表达作者所理解、所把握的历史与时代，正是这些发自思想和心灵的文字，才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一个复杂而伟大的时代。
2019年11月9日一早，我们作为太史公的读者，带着《史记》，一路边读边看，从西安出发，前往韩城拜谒司马迁祠。祠庙高耸于韩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镇东南的山岗之上，肃立四望，对未来无限憧憬、期盼的少年司马迁瞬间映入脑海。这祠庙将古人对于司马迁精神的尊崇、追怀很具象地表达了出来。
大巴车上的阅读时光 | 朱思宇 摄
司马迁祠远景 | 赵兰 摄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这句话不止适用于社会政治剧烈变革时期的真正诗人，对史家亦复如此。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通过触戳时代痛点来警醒他人。没有时代痛点的表达与呈现，就无法对比理解时代的痒点和爽点。正因如此，司马迁痛彻骨髓的感悟，以及他用心血成就的《史记》才具备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尽管文载或有阙，传闻或有误，史家时而需要辨析，时而只能存疑，但作品本身浑然天成，还是应该归功于作者字里行间渗透的本时代复杂精神气质，以及特意表达的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理解。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从古以来，都是为时代政治所濡染、浸透的历史，史家也从来不缺少彰显自身品格的机会。不过看看司马迁，你就知道真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正气歌》），太史公司马迁，永远是后来治史者行的标杆。
在司马迁祠前与同行读者分享感受 | 朱思宇 摄
以前读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注意到里面有大量基于旅行的观察思考。这和2000年前的太史公司马迁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穿行在人文璀璨的大地上，观察、体验，精神得以升华，思想得以滋长。人文研究一直是和大地行走有关的学问，古书里的每个字，每个词，每个句子，每段话，都是时空在纸上的投影。精神可以比天高，但精神的载体永远是山川大地。问彼大地，是采集人文灵气，提升自我，提升我们现实生活格调的另一重要路径。
深秋的韩城 | 朱思宇 摄
（毋有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为第四届伯鸿书香奖《史记》主题游系列文章。）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全十册），中华书局出版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全十册），中华书局出版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
1959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点校本。2007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将《史记》作为重中之重，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不仅对底本、通校本、参校本作了复核和补充，还改变了方圆括弧的校勘形式，增加了上千条校勘记；对原标点一一复核，进行修改和统一，以期达到新时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准。2013年10月，《史记》（修订精装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关注，掀起新的一轮“《史记》热”。
2014年8月，在吸纳读者意见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推出《史记》（修订平装本），以飨读者。
毋有江谈司马迁：《春秋》之后惟一人
11月9日到10日，第四届伯鸿书香奖专题文化游活动——《史记》主题游在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开展。通过中华书局和三联中读招募而来的幸运读者和特邀专家一同探寻太史公的足迹。今将此次访古之旅的游记分享给各位读者，让我们在历史现场获取新知。
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叫司马迁的读书人，少负青云不羁之志，“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太史公自序》），整个人儿像春天的花儿与阳光一样，充满朝气和希望。
他开初也是一个与时代完全合拍的人。和同时代大多数做官的读书人一样，他忠于职守，热爱朝廷，“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他有家学渊源，“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要指，言简意赅，金声玉振；也有任职带来的著述便利，“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这样的人做史，内容自然自信，但因为触摸不到时代的痛点，文字容易流于飘忽。
天汉二年（前99年）十一月，汉将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鉴于对李陵的观察和理解，认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遂在朝廷上“推言陵功”，因此惹怒汉武帝，被逮捕入狱，“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第二年又被下蚕室，受宫刑，“重为天下观笑”（《报任安书》），这是司马迁个人的大不幸。
时代癫狂、世态炎凉萃于一身。但也正因为此，著史主旨也才由歌颂汉王朝“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一变而为通过“述往事，思来者”以抒郁结、通其道（《太史公自序》）。也因作者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心，他的历史叙事范围才能由当世上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报任安书》）
很多人说《史记》只是一部传记文学作品，这种说法忽略了作者多重身份投射到文本里的复杂意义。那个时代的人应该没有把实录和演义完全区别开来，正如《左传》，它和《春秋》经文水乳交融，但我们知道那不能当作过去的真实呈现。《史记》只是在表达作者所理解、所把握的历史与时代，正是这些发自思想和心灵的文字，才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一个复杂而伟大的时代。
2019年11月9日一早，我们作为太史公的读者，带着《史记》，一路边读边看，从西安出发，前往韩城拜谒司马迁祠。祠庙高耸于韩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镇东南的山岗之上，肃立四望，对未来无限憧憬、期盼的少年司马迁瞬间映入脑海。这祠庙将古人对于司马迁精神的尊崇、追怀很具象地表达了出来。
大巴车上的阅读时光 | 朱思宇 摄
司马迁祠远景 | 赵兰 摄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这句话不止适用于社会政治剧烈变革时期的真正诗人，对史家亦复如此。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通过触戳时代痛点来警醒他人。没有时代痛点的表达与呈现，就无法对比理解时代的痒点和爽点。正因如此，司马迁痛彻骨髓的感悟，以及他用心血成就的《史记》才具备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尽管文载或有阙，传闻或有误，史家时而需要辨析，时而只能存疑，但作品本身浑然天成，还是应该归功于作者字里行间渗透的本时代复杂精神气质，以及特意表达的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理解。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从古以来，都是为时代政治所濡染、浸透的历史，史家也从来不缺少彰显自身品格的机会。不过看看司马迁，你就知道真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正气歌》），太史公司马迁，永远是后来治史者行的标杆。
在司马迁祠前与同行读者分享感受 | 朱思宇 摄
以前读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注意到里面有大量基于旅行的观察思考。这和2000年前的太史公司马迁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穿行在人文璀璨的大地上，观察、体验，精神得以升华，思想得以滋长。人文研究一直是和大地行走有关的学问，古书里的每个字，每个词，每个句子，每段话，都是时空在纸上的投影。精神可以比天高，但精神的载体永远是山川大地。问彼大地，是采集人文灵气，提升自我，提升我们现实生活格调的另一重要路径。
深秋的韩城 | 朱思宇 摄
（毋有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为第四届伯鸿书香奖《史记》主题游系列文章。）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全十册），中华书局出版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全十册），中华书局出版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
1959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点校本。
2007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将《史记》作为重中之重，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不仅对底本、通校本、参校本作了复核和补充，还改变了方圆括弧的校勘形式，增加了上千条校勘记；对原标点一一复核，进行修改和统一，以期达到新时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准。
2013年10月，《史记》（修订精装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关注，掀起新的一轮“《史记》热”。
2014年8月，在吸纳读者意见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推出《史记》（修订平装本），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