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编选于1955年，初版于1957年，我们今天认识这部书的价值时，要把握好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放在65年前那个时代去看；第二，放到《史记》选本史上去看；第三，注意作者选编意图。《史记选》在选文、校勘和注释、分析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既继承了前代选本的一些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新创。我们在认识《史记选》的价值和意义时，其《序例》不可忽略，它是整部选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贯穿整部书的纲领。《史记选》对于读者全面认识《史记》的价值，尤其是文学价值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普及《史记》、推动《史记》的经典化，特别是《史记》的文学经典化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王伯祥 《史记选》 经典化
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初版于1957年，后来多次再版，并由繁体字本改为简体字本，是《史记》选本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该书共选《史记》原文20篇，其中本纪部分选《项羽本纪》1篇，世家部分选《陈涉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3篇，列传部分选《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季布栾布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汲郑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等16篇。可以看出，这是一部专选人物传记的选本。该书《史记选序例》（以下简称《序例》）落款是：“一九五五年八月王伯祥序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本年正值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年纪念。”依此，这部书就是65年前选编的。
按照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观点，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刘启中元五年丙申岁），2020年正值司马迁2165周年诞辰，我们今天认识《史记选》这部书的价值时，要把握好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放在65年前那个时代去看这部书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史记》，与前代研究相比，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所以，作者在《序例》中对于《史记》历史价值、文学价值等评价都具有时代的新意。当时，文史工作者发表了大量的《史记》论文，掀起了宣传和普及《史记》的高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在王伯祥《史记选》前后，季镇淮《司马迁》（1955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记研究资料和论文索引》（1957年）、贺次君《史记书录》（1958年）、郑权中《史记选讲》（1958年）、张友鸾等《史记选注》（1959年）、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整理本（1959年），等等，一大批论著相继问世。苏联在1955年12月召开纪念司马迁2100周年诞辰会议，我国学界也因郭沫若1955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引起司马迁生年的学术大讨论，有较多的学术成果。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个时候出版王伯祥的《史记选》，也是20世纪50年代《史记》普及热潮的体现。
第二，放到《史记》选本史上看。《史记》选本源远流长，抄本时代，有的以单篇形式流传，甚至朝廷把某些篇章作为礼物赐赠臣子。印刷术出现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选本，如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等古文选本，其中选择《史记》部分重要段落作为古文的典范。专门的《史记》选本明清时期最多，而且往往带有评点，偏重于文学特征的分析和挖掘，引导读者阅读《史记》，如清代储欣《史记选》（57篇）、姚苎田《史记菁华录》（51篇）等，近代秦同培《史记评注读本》（有白话翻译），庄适、胡怀琛、叶圣陶《史记选注》（24篇）等。我们从《史记》选本的历程可以看出王伯祥《史记选》的独特之处。
第三，注意作者选编意图。作者在《序例》中明确地说，这个选本的目的，在于试向一般爱好文艺的读者介绍这部祖国文学遗产的名著，同时提供一个便于诵读的本子。因此，《史记》五种体例，选文只选本纪、世家、列传，不选表、书，以叙事性强的人物传记作为选编的主体。
本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详细注释《史记》选文的新著述，我们从它的体例入手，结合具体作品，可以看出其主要特点：
首先是选文。精选描写生动、故事性强、人物形象鲜明的本纪、世家、列传共20篇；入选的各篇都照录全文，不加删节；每篇都分段提行，施以标点。选文体现选编者的眼光，既注意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独特之处，也注意《史记》文本的文学特征。照录原文不加删节，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历史人物的一生，把握整个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而且加以分段标点，有利于读者的阅读。
其次是校释，包括校勘和注释。选编者从校勘入手，以张文虎本为底本，参校宋蜀大字本、百衲宋本、南宋黄善夫本、汲古阁本、日本泷川资言的会注考证本等，对于不同版本出现的《史记》异文进行校勘处理。如《项羽本纪》“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一句：史记评林本、徐孚远测议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等不同版本作“决战”，选编者认为：“决战”有胜负难分、决一雌雄的想法，犹存幸胜的希望。“快战”则但求取快一时，痛痛快快打一个出手而已。项王既“自度不得脱”，而且上有“固决死”之言，前后又迭作“天亡我”之叹，其为不求幸胜，昭然明白，自当以“快战”为合适。又如《范睢蔡泽列传》中“范睢”名字，有版本作“范雎”，选编者列举不同版本，说明两者都有理由，以备参考。校勘的例子很多，前面赵生群老师有详细的介绍，我就不再一一列举，由此两例就可以看出选编者的严谨态度。
关于注释，凡各篇中涉及的音读、字义、语汇、地名、人名、官名、器物名……和彼此牵涉的事件必须互相阐明的地方，选编者都有注释，便于读者理解原文的意义。有些篇章的注释量很大，如《项羽本纪》多达622个注释，《范睢蔡泽列传》多达525个注释，等等。这些注释或与古注相同，或与古注不同，或纠正古注，或发挥古注，或自己新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有些注释是对《史记》体例的认识。如：《项羽本纪》注本纪：本纪专叙帝王当国者的事，乃是帝王的传记。但一般地说，它的作用相当于编年的大事记。《史记》里共有本纪12篇，按时代先后排列。秦灭汉兴的期间，发号施令的是项羽，所以项羽列在本纪。又：《陈涉世家》注世家：也是司马迁所创史目的一体，用来记叙诸侯传世事迹。陈涉首举义旗，虽功烈未及项羽，而他所置的王侯将相，终于把秦室推翻，实比古昔的管、蔡、陈、杞诸国要强得多，所以《史记》把他列为世家，排在汉初诸世家的前面。又：《孙子吴起列传》注释列传：古书中凡记事，立论和解释经典的文字都叫做传，并不限于专记一人的事迹。专记人物为一传的，便是司马迁作《史记》所创始的列传。列传有记一人的专传，有记数人的合传，也有以类相从（把行事相类的或性质相同的归在一起）的类传，这篇便是合传。选编者对三种体例的解释，除一般的作用介绍外，还特别注意到司马迁通过特殊体例以褒贬历史人物的深意。
在注释字句方面，选编者还对有些词语适当进行赏析。如《项羽本纪》中分析“莫能仰视”一词：应与前“莫敢起”“莫敢枝梧”“莫敢仰视”对看，差别仅在“敢”字与“能”字。“莫敢”谓慑于威，“莫能”则动于情，于是勇壮之状与苍凉之感便活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来。又如分析篇末的“太史公曰”：论赞自是史中的一体。史家撰述，本主叙事，不须议论，其所以在篇末另缀论赞者，大抵为总结语，或特地阐明立篇之意，或补充篇中所未及之事，很像《离骚》篇末的“乱曰”云云。自太史公创立此体，后世史家，都沿用不改，与后世一般的史论不可同等看待。选编者既注意到“太史公曰”的特殊作用，又强调司马迁创立这种形式对后世史书的影响。
通过以上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史记选》有其独特之处，既继承了前代选本的一些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新创。我们在认识《史记选》的价值和意义时，《序例》不可忽略，它是整部选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贯穿整部书的纲领。《序例》系统地论述司马迁的生平，《史记》的史学成就、文学成就、深远的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是一篇颇有见地的“《史记》论”。仅就《史记》文学成就而言，选编者使用“典型人物”“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等文学理论术语进行分析，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前沿性的理论。“在司马迁以前，没有专写个人的传记。他独能窥见人的一生是活生生的整体，若把它分系在‘以事为纲’的记载上就算了事，那就破坏了这个整体，无异肢解了这个人物。所以他每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写传记。就这一点看，可以说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发现‘典型人物’的人”，对于《史记》的文学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选编者还对所选20篇作品的艺术特点逐一进行个性化的分析，可以说是把选文之后的赏析提前到了《序例》之中，引起读者对这些作品的关注。又如谈《史记》的文学影响，涉及古代散文、小说、戏剧等，有理有据，视野开阔。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作者选文就特意选择有关人物传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三类作品。由于选本影响大，受众面广，这对于普及《史记》、宣传《史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后来的《史记》选本树立了一个榜样。总体来看，《史记选》对于读者全面认识《史记》的价值，尤其是文学价值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推动《史记》的经典化，特别是《史记》的文学经典化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书选文20篇，与清代储欣《史记选》选文相同的有16篇，与姚苎田《史记菁华录》选文相同的有18篇，可见这些传记作品被人们普遍认可。《史记》作品随着《史记选》以及其他众多选本的传播，将不断被广大读者所熟知，乃至于接受，成为永远的文史经典。
作者按：2020年1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学优势学科”主办“王伯祥与《史记》学术座谈会暨王伯祥先生130周年诞辰纪念会”，通过网络线上发言。时值司马迁诞生2165周年。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六辑）第26—29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张新科 | 《史记选》的价值及其意义
【内容提要】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编选于1955年，初版于1957年，我们今天认识这部书的价值时，要把握好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放在65年前那个时代去看；第二，放到《史记》选本史上去看；第三，注意作者选编意图。《史记选》在选文、校勘和注释、分析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既继承了前代选本的一些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新创。我们在认识《史记选》的价值和意义时，其《序例》不可忽略，它是整部选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贯穿整部书的纲领。《史记选》对于读者全面认识《史记》的价值，尤其是文学价值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普及《史记》、推动《史记》的经典化，特别是《史记》的文学经典化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王伯祥 《史记选》 经典化
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初版于1957年，后来多次再版，并由繁体字本改为简体字本，是《史记》选本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该书共选《史记》原文20篇，其中本纪部分选《项羽本纪》1篇，世家部分选《陈涉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3篇，列传部分选《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季布栾布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汲郑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等16篇。可以看出，这是一部专选人物传记的选本。该书《史记选序例》（以下简称《序例》）落款是：“一九五五年八月王伯祥序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本年正值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年纪念。”依此，这部书就是65年前选编的。
按照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观点，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刘启中元五年丙申岁），2020年正值司马迁2165周年诞辰，我们今天认识《史记选》这部书的价值时，要把握好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放在65年前那个时代去看这部书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史记》，与前代研究相比，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所以，作者在《序例》中对于《史记》历史价值、文学价值等评价都具有时代的新意。当时，文史工作者发表了大量的《史记》论文，掀起了宣传和普及《史记》的高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在王伯祥《史记选》前后，季镇淮《司马迁》（1955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记研究资料和论文索引》（1957年）、贺次君《史记书录》（1958年）、郑权中《史记选讲》（1958年）、张友鸾等《史记选注》（1959年）、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整理本（1959年），等等，一大批论著相继问世。苏联在1955年12月召开纪念司马迁2100周年诞辰会议，我国学界也因郭沫若1955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引起司马迁生年的学术大讨论，有较多的学术成果。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个时候出版王伯祥的《史记选》，也是20世纪50年代《史记》普及热潮的体现。
第二，放到《史记》选本史上看。《史记》选本源远流长，抄本时代，有的以单篇形式流传，甚至朝廷把某些篇章作为礼物赐赠臣子。印刷术出现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选本，如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等古文选本，其中选择《史记》部分重要段落作为古文的典范。专门的《史记》选本明清时期最多，而且往往带有评点，偏重于文学特征的分析和挖掘，引导读者阅读《史记》，如清代储欣《史记选》（57篇）、姚苎田《史记菁华录》（51篇）等，近代秦同培《史记评注读本》（有白话翻译），庄适、胡怀琛、叶圣陶《史记选注》（24篇）等。我们从《史记》选本的历程可以看出王伯祥《史记选》的独特之处。
第三，注意作者选编意图。作者在《序例》中明确地说，这个选本的目的，在于试向一般爱好文艺的读者介绍这部祖国文学遗产的名著，同时提供一个便于诵读的本子。因此，《史记》五种体例，选文只选本纪、世家、列传，不选表、书，以叙事性强的人物传记作为选编的主体。
本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详细注释《史记》选文的新著述，我们从它的体例入手，结合具体作品，可以看出其主要特点：
首先是选文。精选描写生动、故事性强、人物形象鲜明的本纪、世家、列传共20篇；入选的各篇都照录全文，不加删节；每篇都分段提行，施以标点。选文体现选编者的眼光，既注意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独特之处，也注意《史记》文本的文学特征。照录原文不加删节，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历史人物的一生，把握整个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而且加以分段标点，有利于读者的阅读。
其次是校释，包括校勘和注释。选编者从校勘入手，以张文虎本为底本，参校宋蜀大字本、百衲宋本、南宋黄善夫本、汲古阁本、日本泷川资言的会注考证本等，对于不同版本出现的《史记》异文进行校勘处理。如《项羽本纪》“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一句：史记评林本、徐孚远测议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等不同版本作“决战”，选编者认为：“决战”有胜负难分、决一雌雄的想法，犹存幸胜的希望。“快战”则但求取快一时，痛痛快快打一个出手而已。项王既“自度不得脱”，而且上有“固决死”之言，前后又迭作“天亡我”之叹，其为不求幸胜，昭然明白，自当以“快战”为合适。又如《范睢蔡泽列传》中“范睢”名字，有版本作“范雎”，选编者列举不同版本，说明两者都有理由，以备参考。校勘的例子很多，前面赵生群老师有详细的介绍，我就不再一一列举，由此两例就可以看出选编者的严谨态度。
关于注释，凡各篇中涉及的音读、字义、语汇、地名、人名、官名、器物名……和彼此牵涉的事件必须互相阐明的地方，选编者都有注释，便于读者理解原文的意义。有些篇章的注释量很大，如《项羽本纪》多达622个注释，《范睢蔡泽列传》多达525个注释，等等。这些注释或与古注相同，或与古注不同，或纠正古注，或发挥古注，或自己新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有些注释是对《史记》体例的认识。如：《项羽本纪》注本纪：本纪专叙帝王当国者的事，乃是帝王的传记。但一般地说，它的作用相当于编年的大事记。《史记》里共有本纪12篇，按时代先后排列。秦灭汉兴的期间，发号施令的是项羽，所以项羽列在本纪。又：《陈涉世家》注世家：也是司马迁所创史目的一体，用来记叙诸侯传世事迹。陈涉首举义旗，虽功烈未及项羽，而他所置的王侯将相，终于把秦室推翻，实比古昔的管、蔡、陈、杞诸国要强得多，所以《史记》把他列为世家，排在汉初诸世家的前面。又：《孙子吴起列传》注释列传：古书中凡记事，立论和解释经典的文字都叫做传，并不限于专记一人的事迹。专记人物为一传的，便是司马迁作《史记》所创始的列传。列传有记一人的专传，有记数人的合传，也有以类相从（把行事相类的或性质相同的归在一起）的类传，这篇便是合传。选编者对三种体例的解释，除一般的作用介绍外，还特别注意到司马迁通过特殊体例以褒贬历史人物的深意。
在注释字句方面，选编者还对有些词语适当进行赏析。如《项羽本纪》中分析“莫能仰视”一词：应与前“莫敢起”“莫敢枝梧”“莫敢仰视”对看，差别仅在“敢”字与“能”字。“莫敢”谓慑于威，“莫能”则动于情，于是勇壮之状与苍凉之感便活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来。又如分析篇末的“太史公曰”：论赞自是史中的一体。史家撰述，本主叙事，不须议论，其所以在篇末另缀论赞者，大抵为总结语，或特地阐明立篇之意，或补充篇中所未及之事，很像《离骚》篇末的“乱曰”云云。自太史公创立此体，后世史家，都沿用不改，与后世一般的史论不可同等看待。选编者既注意到“太史公曰”的特殊作用，又强调司马迁创立这种形式对后世史书的影响。
通过以上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史记选》有其独特之处，既继承了前代选本的一些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新创。我们在认识《史记选》的价值和意义时，《序例》不可忽略，它是整部选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贯穿整部书的纲领。《序例》系统地论述司马迁的生平，《史记》的史学成就、文学成就、深远的影响以及版本流传等，是一篇颇有见地的“《史记》论”。仅就《史记》文学成就而言，选编者使用“典型人物”“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等文学理论术语进行分析，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前沿性的理论。“在司马迁以前，没有专写个人的传记。他独能窥见人的一生是活生生的整体，若把它分系在‘以事为纲’的记载上就算了事，那就破坏了这个整体，无异肢解了这个人物。所以他每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写传记。就这一点看，可以说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发现‘典型人物’的人”，对于《史记》的文学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选编者还对所选20篇作品的艺术特点逐一进行个性化的分析，可以说是把选文之后的赏析提前到了《序例》之中，引起读者对这些作品的关注。又如谈《史记》的文学影响，涉及古代散文、小说、戏剧等，有理有据，视野开阔。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作者选文就特意选择有关人物传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三类作品。由于选本影响大，受众面广，这对于普及《史记》、宣传《史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后来的《史记》选本树立了一个榜样。总体来看，《史记选》对于读者全面认识《史记》的价值，尤其是文学价值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推动《史记》的经典化，特别是《史记》的文学经典化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书选文20篇，与清代储欣《史记选》选文相同的有16篇，与姚苎田《史记菁华录》选文相同的有18篇，可见这些传记作品被人们普遍认可。《史记》作品随着《史记选》以及其他众多选本的传播，将不断被广大读者所熟知，乃至于接受，成为永远的文史经典。
作者按：2020年1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学优势学科”主办“王伯祥与《史记》学术座谈会暨王伯祥先生130周年诞辰纪念会”，通过网络线上发言。时值司马迁诞生2165周年。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