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司馬遷傳》中，班固如此批評司馬遷其書：“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班固此語是在批判《史記》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因為在班固所在的東漢，史書就應該以聖人之是為準則，六經的排序就應該在黃老之前，史書也不應以遊俠、商人這類人物為記述對象。
正是這樣的評論反映了馬班之間的時代差異，二人之書成書相差一百五十年以上，這期間已有很大社會變遷，儒學愈發成為漢廷之指導思想，三綱五常觀念逐漸深入人心，發揮潛移默化深遠持久之作用，為大一統事業添磚加瓦愈發成為東漢士人的理想，這一切都體現在了班固的《漢書》中，《漢書》的價值觀就是東漢朝廷價值觀的直接體現。比如，《史記》中有《呂太后本紀》，不云“高后”，未將呂后視為誰的附庸，而是把她看作獨立的個體，列入“本紀”，表示司馬遷承認呂后為當時的實際掌權者；而《漢書》則加入《惠帝紀》，並將其排列在呂后之前，呂后傳記僅稱為《高后紀》，不管實際掌權者為誰，班固都認為呂后不應該掌權，她能夠擁有這樣的權力是因為她高帝皇后的身份。我們可以看到《史記》中是頗為承認外戚的“保傅”作用的，但《漢書》對外戚頗有貶損，這便是時代的差異，也是現實造成的，西漢末外戚專權、王莽篡位之事歷歷在目，班固安能對外戚有同司馬遷一樣的開放心態呢？
司馬遷的時代，正是大一統的漢王朝蓬勃生長的時候，遷談父子也親身見證了漢王朝由貧弱走向強大的歷程。文景時期黃老之道盛行，成為漢王朝的統治思想，旨在使經濟民生從長期的戰亂不安中恢復，黃老思想是真正深入人心的，這不能不影響司馬父子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取向。黃老被證明是有益於民生的，因而得到司馬父子如此推崇，這本無可指摘，但班固時，黃老思想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他無法感同身受，也難以理解其對社會的作用，自然不能理解司馬父子先黃老而後六經的取向。
司馬遷所在的西漢中期，尚帶有戰國之遺風，其著作也有總結戰國學術之目的，司馬談早就囑咐過：“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當身處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階段中，當看向前方已經沒有過往的經驗足資參考時，人們便會望向自己走來的路，期望從過去獲取前行的動力和勇氣。司馬遷認為自己的書是“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可見司馬遷也將總結、整理前人事跡作為自己的主要目的。
司馬遷之書承載了非常多元的價值觀，他的書描繪了孕育豐富可能性的華夏大地的數千年演進，本來就不是在書寫單一線性的歷史世界，所以他的文風不受大一統的規訓。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其實是不知知人論世的道理，班固時社會上少有己諾必誠的遊俠，他無從得見，自然也就無法理解他們存在的價值。班固此書旨在“潤色鴻業”，而司馬遷更是在呼喚人的價值，他不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以俯視視角看待眾生，而是將國家的希望寄託在每個個體之上，這正是馬班之間真正的差異，班固生活的世界已經是儒家的世界了，而司馬遷的世界尚有諸子百家的精神，因而班固不會理解司馬遷。
不過，司馬遷也是幸運的，他的世界還沒有被儒家思想完全形塑，他的思維還沒有被徹底限制在三綱五常之中，因而他能夠更加懂得個體的價值，而不會成為那千百萬參與儒家意識形態建設與維護的知識分子中默默無聞或極盡諂媚之能事的一員。
論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
《漢書·司馬遷傳》中，班固如此批評司馬遷其書：“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班固此語是在批判《史記》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因為在班固所在的東漢，史書就應該以聖人之是為準則，六經的排序就應該在黃老之前，史書也不應以遊俠、商人這類人物為記述對象。
正是這樣的評論反映了馬班之間的時代差異，二人之書成書相差一百五十年以上，這期間已有很大社會變遷，儒學愈發成為漢廷之指導思想，三綱五常觀念逐漸深入人心，發揮潛移默化深遠持久之作用，為大一統事業添磚加瓦愈發成為東漢士人的理想，這一切都體現在了班固的《漢書》中，《漢書》的價值觀就是東漢朝廷價值觀的直接體現。比如，《史記》中有《呂太后本紀》，不云“高后”，未將呂后視為誰的附庸，而是把她看作獨立的個體，列入“本紀”，表示司馬遷承認呂后為當時的實際掌權者；而《漢書》則加入《惠帝紀》，並將其排列在呂后之前，呂后傳記僅稱為《高后紀》，不管實際掌權者為誰，班固都認為呂后不應該掌權，她能夠擁有這樣的權力是因為她高帝皇后的身份。我們可以看到《史記》中是頗為承認外戚的“保傅”作用的，但《漢書》對外戚頗有貶損，這便是時代的差異，也是現實造成的，西漢末外戚專權、王莽篡位之事歷歷在目，班固安能對外戚有同司馬遷一樣的開放心態呢？
司馬遷的時代，正是大一統的漢王朝蓬勃生長的時候，遷談父子也親身見證了漢王朝由貧弱走向強大的歷程。文景時期黃老之道盛行，成為漢王朝的統治思想，旨在使經濟民生從長期的戰亂不安中恢復，黃老思想是真正深入人心的，這不能不影響司馬父子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取向。黃老被證明是有益於民生的，因而得到司馬父子如此推崇，這本無可指摘，但班固時，黃老思想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他無法感同身受，也難以理解其對社會的作用，自然不能理解司馬父子先黃老而後六經的取向。
司馬遷所在的西漢中期，尚帶有戰國之遺風，其著作也有總結戰國學術之目的，司馬談早就囑咐過：“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當身處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階段中，當看向前方已經沒有過往的經驗足資參考時，人們便會望向自己走來的路，期望從過去獲取前行的動力和勇氣。司馬遷認為自己的書是“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可見司馬遷也將總結、整理前人事跡作為自己的主要目的。
司馬遷之書承載了非常多元的價值觀，他的書描繪了孕育豐富可能性的華夏大地的數千年演進，本來就不是在書寫單一線性的歷史世界，所以他的文風不受大一統的規訓。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其實是不知知人論世的道理，班固時社會上少有己諾必誠的遊俠，他無從得見，自然也就無法理解他們存在的價值。班固此書旨在“潤色鴻業”，而司馬遷更是在呼喚人的價值，他不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以俯視視角看待眾生，而是將國家的希望寄託在每個個體之上，這正是馬班之間真正的差異，班固生活的世界已經是儒家的世界了，而司馬遷的世界尚有諸子百家的精神，因而班固不會理解司馬遷。
不過，司馬遷也是幸運的，他的世界還沒有被儒家思想完全形塑，他的思維還沒有被徹底限制在三綱五常之中，因而他能夠更加懂得個體的價值，而不會成為那千百萬參與儒家意識形態建設與維護的知識分子中默默無聞或極盡諂媚之能事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