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王伯祥《史记选》是一部学术名著，历经半个多世纪仍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究其原因，一是作者功力深厚，《史记选》是一部真积力久、厚积薄发之作；二是作者写作态度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三是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妥善地处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关键词】王伯祥 《史记选》 《史记》
2020年是王伯祥先生一百三十年诞辰，我们纪念王伯祥先生，不仅仅是缅怀老一辈学者的光辉业绩，更重要的是要总结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经验，这对当前和今后的学术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史记选》是王伯祥先生的学术代表作，让我们从《史记选》谈起。四十一年前，我就是王伯祥《史记选》的一名读者，那是在1979年，当时，我在安徽师大中文系读二年级，是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了《史记选》。后来，这本《史记选》在我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一直伴随着我，我在上《史记》课的时候，给学生开的《史记》阅读书目，总是少不了王伯祥《史记选》。《史记选》所覆盖的读者面很大，具有初中水平的读者就可以读懂，它对博士、教授的教学科研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我曾经听一位出版人士说过，一本学术著作，如果在出版后50年还能受到关注，那么这本书就可以称得上具有学术生命力了。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写于1955年，第一版是在1957年。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本《史记选》仍然一再重印，保持了旺盛的学术生命力。2002年，王伯祥《史记选》被纳入“大学生必读丛书”。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出版了多种《史记》选本，我自己也写了一本《史记名篇述论稿》，应该说，这些《史记》选本各有特点，各有不同成就。就我个人所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记》选本，有两种最值得重视，一种是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还有一种是北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的《史记》部分，后一种没有独立成书。王伯祥先生公子王湜华说：“要想读通《史记》，伯祥先生的《史记选》已成为最佳选本。”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没有半点吹嘘的成分。我们完全可以预期，王先生这本《史记选》的学术生命还会继续延伸下去。
王伯祥先生《史记选》为什么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
真积力久，厚积薄发，这是王伯祥《史记选》具有长久学术生命力的最重要原因。有人说，老一辈学者的学问，都是冰山一角，露出水面的只是一个角，水下面还有巨大的冰山。用这句话来形容王伯祥先生《史记选》，是非常确切的。王伯祥先生先后担任过编辑、教授、研究员，一生致力于教书、编书、写书，尤其精于目录版本之学。他在青年时代从事文艺活动，这种文艺创作体验使他加深了对文艺作品的理解。他点校过《四库全书总目》，编辑出版《二十四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古籍。以这样百科全书的文史知识背景来写《史记选》，可谓高屋建瓴。他给读者一滴水，自己事先准备了一桶水。他写《史记选》的时候，已经60岁，正处于学术炉火纯青的阶段。以他如此深厚的学术积累，来写《史记选》，其学术质量之高，是自然的事情。做学术研究，需要同时具备天分和学力。在天分与学力两者之中，学力是前提，是基础。学力从哪里来？就是从读书而来。一本书学术质量的高低，与作者知识面有很大关系，读书越多的人，知识面越开阔的人，写出的书水平越高。黄侃曾经倡导五十岁之前不要出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惜的是，目前我们处在一个短、平、快的时代，时代要求我们早出成果，单位希望我们快出成果，我们的书桌总是平静不下来。
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是王伯祥《史记选》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又一重要原因。王伯祥先生写《史记选》的时候，顾颉刚先生校点的《史记》三家注本还没有出版，还没有一个相对全面、准确、可靠的《史记》校勘版本。因此，王伯祥先生在《史记》文字校勘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而这，恰恰是他的学术特长。他以张文虎本为底本，参校宋蜀大字本、百衲宋本、南宋黄善夫本、汲古阁本、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本等，他的校勘成果以注释形式标注出来，这保证了入选的《史记》篇目文字的可靠性，为选本的学术质量打下了基础。据王湜华先生介绍，王伯祥先生写作《史记选》是从1950年开始的，花了整整五年时间，其中主要时间用于校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只有把根基打得牢牢的，才能构筑学术大厦。精心布局，注释翔实，是《史记选》一大优点。书前《史记选序例》对司马迁生平，《史记》史学、文学成就以及版本情况作了提纲挈领的介绍。每篇传记的第一条注释，相当于“题解”，介绍该篇传记的主旨。对于书中音读、字义、语汇、地名、人名、官名、器物名等，他都作了准确、详细的注释。随着历史的变迁，古今地名有很大的变化，王伯祥先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将古代地名改为当代地名。例如，《项羽本纪》“项籍者，下相人也”，《史记集解》《史记正义》说，“下相”属于临淮。《史记正义》征引《括地志》，说“相故城在泗州宿豫县西北七十里”。临淮、泗州宿豫，都是古代地名，虽然有三家注这些古代注释，但当代读者仍然不知道下相在哪里。王伯祥《史记选》的注释是：“下相，秦所置县，故治在今江苏省宿迁县西七里。”这样注释，读者对下相就清楚了。王伯祥先生吸取了明清评点家的成功经验，在注释中不时以评点形式引导读者阅读。例如，《项羽本纪》载项羽观秦始皇游会稽曰：“彼可取而代也。”王伯祥评点说：“语气极为率直，充满着反抗和蔑视的神情。”又如，《项羽本纪》记载：“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王伯祥注释说：“以上四句，包四层意义，疑沛公有天下一层，业已讲解二层，又恶负约三层，恐诸侯叛之四层，曲达项羽、范增二人的心事。”王伯祥的注释，融合了释义、注音、评析、今译，这对于读者深入理解《史记》原文很有帮助。
妥善地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是《史记选》的一个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史记选序例》之中。人文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在处理政治与人文学术的关系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政治术语生吞活剥地用于学术研究之中；另一种是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在学术研究中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王伯祥先生属于后者。他在写《史记选序例》的时候，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界正处在批俞平伯、批胡适、批胡风的阶段。一些学者政治与学术不分，学术中渗透了太多的政治色彩。王伯祥《史记选序例》却较少有时代政治的痕迹，他没有给太史公贴上“唯物主义者”的标签，也没有使用“阶级性”等概念来讲《史记》，他只是讲太史公丰富的社会实践和进步的历史观点。“文革”时期，出版社认为《史记选序例》观点陈旧，出于保护王伯祥的好意，曾经将王伯祥先生《史记选序例》撤下，换上另一位先生“大批判”式的“代序”（王湜华语），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史记选序例》原貌。这一撤一换，正表明王伯祥先生处理政治与学术关系的正确。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研究的人，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我们在学术高峰面前，不能就此止步，还要继续攀登。下面，我想谈两点看法，是接着王伯祥先生《史记选》来讲的。
第一点，王伯祥《史记选》讲了《史记》的史学成就和文学成就。我想说的是，《史记》不仅是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也是思想著作。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有一个抱负，就是要以《史记》上继孔子《春秋》。《春秋》在今天来看，是一部历史大事记，但是在汉武帝时代，经过公羊家解释的孔子《春秋》，其思想地位却相当于一部治国宪法，堪称汉家治国的指导思想。司马氏父子要以《史记》上继孔子《春秋》，表明他们最高的著述目标是在思想方面。他们矢志要像孔子《春秋》那样，将治国思想寄托在历史著述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孔子之语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说，我与其空头讲治国理论，还不如通过具体历史事件来表达我的治国主张，这样做会使我的治国思想更加深刻贴切，也更加显著突出。司马迁也是希望通过述史来表达治国思想。在司马迁之前，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遗产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六经异传；二是诸子百家学说。司马迁时代，思想文化学术界面临的最大任务，是要把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分裂思想学说加以整合，以期重新回到思想统一的中华传统。司马迁为此做了巨大的工作，他把这个整合中华思想学说的工作概括为两句话，这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异传”是讲《史记》与经学的关系，“整齐百家杂语”是讲《史记》与诸子百家之学的关系。我本人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司马迁这两句话，从《史记》之中，清理经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的内容。司马迁本人在感性上是向往自由的，他“少负不羁之才”，最向往的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风气，追求自由表达的慷慨人生，但是他从理性出发，又用毕生的精力去做结束百家争鸣的工作，为汉家思想一统服务。所以，司马迁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的整个人生都带有悲壮色彩。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史记》在整合中华思想文化学术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指出这项工作对于结束百家争鸣、自由创造局面的负面意义。
第二点，王伯祥《史记选》用典型理论来讲《史记》文学成就，这在当时堪称远见卓识，司马迁笔下的很多历史人物，确实达到了典型化水平。司马迁时代虽然没有“典型化”概念，但他对此有相当深刻的领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李将军列传》说：“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文小旨大，言近旨远，小中见大，这实际上讲的就是典型化手法。这里我想进一步说的是，太史公是一个艺术天分很高的人，是一个艺术气质浓厚的人，有人用“史才诗心”来形容司马迁，这是十分中肯的，司马迁确实是以诗人、艺术家的天分与才情来写《史记》的。我个人认为，《史记》人物传记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传神写意。《史记》在艺术上与诗歌、绘画、书法在传神写意方面是相通的。司马迁谙熟中华两千多年通史，他既能从宏观上把握那些历史人物，又掌握了那些著名历史人物的丰富史料，因此他以敏锐的感性抓住历史人物的神髓。例如，他抓住了项羽“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的精神，他把握了陈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英风豪气，他准确地把握了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忠怨情怀，他抓住了游侠“赴士之厄困”“羞伐己德”的精神，他抓住了刺客“士为知己者死”的铁血人生态度……在把握历史人物精髓之后，他再通过典型的素材来表现人物精神。例如，魏公子无忌养士三千人，他却只写了礼遇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四人，通过魏公子与四位下层士林人物的交往，来揭示魏公子礼贤下士的精神。两千多年过去了，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仍然栩栩如生，音容犹在。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善于传神写意，把诸多历史人物写活了。
陈桐生 | 王伯祥《史记选》为什么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
【内容提要】王伯祥《史记选》是一部学术名著，历经半个多世纪仍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究其原因，一是作者功力深厚，《史记选》是一部真积力久、厚积薄发之作；二是作者写作态度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三是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妥善地处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关键词】王伯祥 《史记选》 《史记》
2020年是王伯祥先生一百三十年诞辰，我们纪念王伯祥先生，不仅仅是缅怀老一辈学者的光辉业绩，更重要的是要总结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经验，这对当前和今后的学术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史记选》是王伯祥先生的学术代表作，让我们从《史记选》谈起。四十一年前，我就是王伯祥《史记选》的一名读者，那是在1979年，当时，我在安徽师大中文系读二年级，是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了《史记选》。后来，这本《史记选》在我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一直伴随着我，我在上《史记》课的时候，给学生开的《史记》阅读书目，总是少不了王伯祥《史记选》。《史记选》所覆盖的读者面很大，具有初中水平的读者就可以读懂，它对博士、教授的教学科研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我曾经听一位出版人士说过，一本学术著作，如果在出版后50年还能受到关注，那么这本书就可以称得上具有学术生命力了。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写于1955年，第一版是在1957年。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本《史记选》仍然一再重印，保持了旺盛的学术生命力。2002年，王伯祥《史记选》被纳入“大学生必读丛书”。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出版了多种《史记》选本，我自己也写了一本《史记名篇述论稿》，应该说，这些《史记》选本各有特点，各有不同成就。就我个人所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记》选本，有两种最值得重视，一种是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还有一种是北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的《史记》部分，后一种没有独立成书。王伯祥先生公子王湜华说：“要想读通《史记》，伯祥先生的《史记选》已成为最佳选本。”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没有半点吹嘘的成分。我们完全可以预期，王先生这本《史记选》的学术生命还会继续延伸下去。
王伯祥先生《史记选》为什么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
真积力久，厚积薄发，这是王伯祥《史记选》具有长久学术生命力的最重要原因。有人说，老一辈学者的学问，都是冰山一角，露出水面的只是一个角，水下面还有巨大的冰山。用这句话来形容王伯祥先生《史记选》，是非常确切的。王伯祥先生先后担任过编辑、教授、研究员，一生致力于教书、编书、写书，尤其精于目录版本之学。他在青年时代从事文艺活动，这种文艺创作体验使他加深了对文艺作品的理解。他点校过《四库全书总目》，编辑出版《二十四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古籍。以这样百科全书的文史知识背景来写《史记选》，可谓高屋建瓴。他给读者一滴水，自己事先准备了一桶水。他写《史记选》的时候，已经60岁，正处于学术炉火纯青的阶段。以他如此深厚的学术积累，来写《史记选》，其学术质量之高，是自然的事情。做学术研究，需要同时具备天分和学力。在天分与学力两者之中，学力是前提，是基础。学力从哪里来？就是从读书而来。一本书学术质量的高低，与作者知识面有很大关系，读书越多的人，知识面越开阔的人，写出的书水平越高。黄侃曾经倡导五十岁之前不要出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惜的是，目前我们处在一个短、平、快的时代，时代要求我们早出成果，单位希望我们快出成果，我们的书桌总是平静不下来。
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是王伯祥《史记选》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又一重要原因。王伯祥先生写《史记选》的时候，顾颉刚先生校点的《史记》三家注本还没有出版，还没有一个相对全面、准确、可靠的《史记》校勘版本。因此，王伯祥先生在《史记》文字校勘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而这，恰恰是他的学术特长。他以张文虎本为底本，参校宋蜀大字本、百衲宋本、南宋黄善夫本、汲古阁本、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本等，他的校勘成果以注释形式标注出来，这保证了入选的《史记》篇目文字的可靠性，为选本的学术质量打下了基础。据王湜华先生介绍，王伯祥先生写作《史记选》是从1950年开始的，花了整整五年时间，其中主要时间用于校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只有把根基打得牢牢的，才能构筑学术大厦。精心布局，注释翔实，是《史记选》一大优点。书前《史记选序例》对司马迁生平，《史记》史学、文学成就以及版本情况作了提纲挈领的介绍。每篇传记的第一条注释，相当于“题解”，介绍该篇传记的主旨。对于书中音读、字义、语汇、地名、人名、官名、器物名等，他都作了准确、详细的注释。随着历史的变迁，古今地名有很大的变化，王伯祥先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将古代地名改为当代地名。例如，《项羽本纪》“项籍者，下相人也”，《史记集解》《史记正义》说，“下相”属于临淮。《史记正义》征引《括地志》，说“相故城在泗州宿豫县西北七十里”。临淮、泗州宿豫，都是古代地名，虽然有三家注这些古代注释，但当代读者仍然不知道下相在哪里。王伯祥《史记选》的注释是：“下相，秦所置县，故治在今江苏省宿迁县西七里。”这样注释，读者对下相就清楚了。王伯祥先生吸取了明清评点家的成功经验，在注释中不时以评点形式引导读者阅读。例如，《项羽本纪》载项羽观秦始皇游会稽曰：“彼可取而代也。”王伯祥评点说：“语气极为率直，充满着反抗和蔑视的神情。”又如，《项羽本纪》记载：“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王伯祥注释说：“以上四句，包四层意义，疑沛公有天下一层，业已讲解二层，又恶负约三层，恐诸侯叛之四层，曲达项羽、范增二人的心事。”王伯祥的注释，融合了释义、注音、评析、今译，这对于读者深入理解《史记》原文很有帮助。
妥善地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是《史记选》的一个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史记选序例》之中。人文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在处理政治与人文学术的关系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政治术语生吞活剥地用于学术研究之中；另一种是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在学术研究中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王伯祥先生属于后者。他在写《史记选序例》的时候，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界正处在批俞平伯、批胡适、批胡风的阶段。一些学者政治与学术不分，学术中渗透了太多的政治色彩。王伯祥《史记选序例》却较少有时代政治的痕迹，他没有给太史公贴上“唯物主义者”的标签，也没有使用“阶级性”等概念来讲《史记》，他只是讲太史公丰富的社会实践和进步的历史观点。“文革”时期，出版社认为《史记选序例》观点陈旧，出于保护王伯祥的好意，曾经将王伯祥先生《史记选序例》撤下，换上另一位先生“大批判”式的“代序”（王湜华语），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史记选序例》原貌。这一撤一换，正表明王伯祥先生处理政治与学术关系的正确。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研究的人，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我们在学术高峰面前，不能就此止步，还要继续攀登。下面，我想谈两点看法，是接着王伯祥先生《史记选》来讲的。
第一点，王伯祥《史记选》讲了《史记》的史学成就和文学成就。我想说的是，《史记》不仅是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也是思想著作。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有一个抱负，就是要以《史记》上继孔子《春秋》。《春秋》在今天来看，是一部历史大事记，但是在汉武帝时代，经过公羊家解释的孔子《春秋》，其思想地位却相当于一部治国宪法，堪称汉家治国的指导思想。司马氏父子要以《史记》上继孔子《春秋》，表明他们最高的著述目标是在思想方面。他们矢志要像孔子《春秋》那样，将治国思想寄托在历史著述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孔子之语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说，我与其空头讲治国理论，还不如通过具体历史事件来表达我的治国主张，这样做会使我的治国思想更加深刻贴切，也更加显著突出。司马迁也是希望通过述史来表达治国思想。在司马迁之前，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遗产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六经异传；二是诸子百家学说。司马迁时代，思想文化学术界面临的最大任务，是要把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分裂思想学说加以整合，以期重新回到思想统一的中华传统。司马迁为此做了巨大的工作，他把这个整合中华思想学说的工作概括为两句话，这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异传”是讲《史记》与经学的关系，“整齐百家杂语”是讲《史记》与诸子百家之学的关系。我本人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司马迁这两句话，从《史记》之中，清理经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的内容。司马迁本人在感性上是向往自由的，他“少负不羁之才”，最向往的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风气，追求自由表达的慷慨人生，但是他从理性出发，又用毕生的精力去做结束百家争鸣的工作，为汉家思想一统服务。所以，司马迁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的整个人生都带有悲壮色彩。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史记》在整合中华思想文化学术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指出这项工作对于结束百家争鸣、自由创造局面的负面意义。
第二点，王伯祥《史记选》用典型理论来讲《史记》文学成就，这在当时堪称远见卓识，司马迁笔下的很多历史人物，确实达到了典型化水平。司马迁时代虽然没有“典型化”概念，但他对此有相当深刻的领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李将军列传》说：“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文小旨大，言近旨远，小中见大，这实际上讲的就是典型化手法。这里我想进一步说的是，太史公是一个艺术天分很高的人，是一个艺术气质浓厚的人，有人用“史才诗心”来形容司马迁，这是十分中肯的，司马迁确实是以诗人、艺术家的天分与才情来写《史记》的。我个人认为，《史记》人物传记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传神写意。《史记》在艺术上与诗歌、绘画、书法在传神写意方面是相通的。司马迁谙熟中华两千多年通史，他既能从宏观上把握那些历史人物，又掌握了那些著名历史人物的丰富史料，因此他以敏锐的感性抓住历史人物的神髓。例如，他抓住了项羽“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的精神，他把握了陈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英风豪气，他准确地把握了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忠怨情怀，他抓住了游侠“赴士之厄困”“羞伐己德”的精神，他抓住了刺客“士为知己者死”的铁血人生态度……在把握历史人物精髓之后，他再通过典型的素材来表现人物精神。例如，魏公子无忌养士三千人，他却只写了礼遇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四人，通过魏公子与四位下层士林人物的交往，来揭示魏公子礼贤下士的精神。两千多年过去了，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仍然栩栩如生，音容犹在。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善于传神写意，把诸多历史人物写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