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14年，韩城市档案局与司马迁史记博物馆合作，对清•乾隆《韩城县志》进行抢救性整理，笔者参与其中，深深感悟到：档案作为一种凝结着一个民族价值趋向的文化载体,忠实地记录了社会生产、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内容和进程,存储了前人的知识、经验及教训,是一种宝。
清•乾隆《韩城县志》记载，北宋中叶韩城曾出土一尊青铜鼎器，学术界称“周•晋姜鼎”，亦称“春秋•韩城鼎”。藏于北宋宫廷宣和殿，失于“靖康之乱”文博大厄。其形制、铭文等最早见著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博古图》等古籍。北宋欧阳修、刘敞、杨元明最早对鼎铭文进行梳理,后有孙诒让、吴生、于省吾、郭沫若、陈连庆等学者相继述议。据王黼《博古图》所示，“韩城鼎”为附耳挂边，平沿外折，弧腹平底，下承三蹄足。腹部饰波曲纹, 颈部、足部饰兽面纹，有铭文有121个字。史著称：“其铭文款识条理，有《周书•誓诰》的文法，其纹饰也精妙绝伦，可谓一时之冠。”
鼎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印信。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鼎，作炊食器。而其真正发展的最高峰则出现在商代与周代时期。商代鼎为祭祀容器，周代鼎为立国重器，极具“高大、显赫、尊贵”之意。周代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会铸鼎，以旌功记绩。所以，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表现出浓厚的政治与文化特征，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鲜明标识。
标识黄河文化的历史信物
韩城历史久远。始于夏，夏商称雍州龙门。至于周，先为国，后为邑。西周为韩侯国、梁伯国、芮伯国。春秋初，称谓韩原。春秋至战国，始终处于秦晋共处与争夺的前沿，形成独具一格地域文化。
“韩城鼎”产生于春秋初期，器主为晋文侯夫人晋姜。其铭文叙述的是晋姜辅助晋文侯建功立业的事迹。晋姜是齐国宫廷女子、晋文侯夫人。晋文侯（公元前805年―746年）是晋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他辅佐周平王东迁，为东周初年的局势稳定作出重大贡献，深得周平王的倚重。在他统治时期，晋国迅速崛起，出现其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公元前757年，晋文侯灭“韩侯国”改称“韩原”。在春秋初至战国长达500年之间，灿烂的中原文化以他天然吸引力，为逐渐崛起的秦人提供向东东扩展的良机。韩城则始终处于秦人与晋人共处与争夺的前沿，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蕴育出韩城地域文化在陕西东府位居一格、率领风骚的地位。作为韩城现存最早的物资文化遗产，“春秋·韩城鼎”是秦晋文化交融碰撞后出现的一种个性文化色彩。铭文中“经雍明德”和“慎身敬德”的思想，为韩城地域文化形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价值。
传播周公“德之说”的礼器
周公“德之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较完整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其要义可以概括为“慎身勤政、慎政明刑”。这是为政之常理，但对身处高位、手握重权者来说，要自觉践履、始终以之，实属不易。因为人自身的本能、欲望与作为文化规范的“德”有所冲突：当人处于支配地位而又缺少外界压力与制约时，往往会放纵自己，凌虐他物。所以,周公诫之以“德之说”，对权势者行为引导与规范。要真正成为有道德文化的人，就必须以“德”规范自己、克制自己。这一简朴说教，在古老的华夏文明中广为传布，影响深远。
周公“德之说”思想最早见诸于铜器文，备受学界关注莫过西周早期大盂鼎、晚期毛公鼎和春秋初期韩城鼎。大盂鼎是周康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要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毛公鼎铭文是宣王对毛公的诰辞,其中要求毛公应“慎身勤政，慎政明刑”。韩城鼎铭文记载：晋姜辅助晋文侯“不暇荒宁，经雍明德，宣邲我猷，用绍匹台辟，敏扬厥光烈，虔不坠，鲁覃京师，乂我万民”。以及“康柔绥怀”、“绰绾眉寿”辞句和“自求多福”夙愿，为研究春秋政治与伦理思想提供重要历史史料。
“德之说”的基本理念
周公“德之说”思想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具有重要地位，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新局面。“德之说”基本理念有三：
第一是“自求多福”。意在引导人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人能享有多大的福、禄、寿，取决于自己的德行。这一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极具革命意义的伟大进步。
其次是“敬德保民”。“敬德”是对德保持敬畏之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保民就是保社稷、保国家。“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的核心是“根据民情、民意来治理国家”。
第三是“勤政无逸”。周公告诫必须勤于政事，反对逸乐，反对不作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要求官员不要把水当镜子，而要把老百姓的感受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镜子。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教育，很有启迪意义。
周公的德政思想，经春秋到西汉，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后来仁政思想的核心。在规范、引导人的社会行为上，周公“德之说”和儒家思想是同一思想大川上的源与流。从周公的“慎身敬德”，到孔子的“克己复礼”，再到孔子后学的“诚意慎独”，我们看到的是一条古圣先贤修炼道德、提升人性的思想之旅。
“德之说”与核心价值观
春秋·韩城鼎所传承的周公“德之说”思想，与当今的社会道德建设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
“韩城鼎”铭文中“经雍明德”、“慎身敬德”蕴含着为人之理，闪耀着民族文化、智慧与文明的璀璨光辉，为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职业道德、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经雍明德”是倡导先做人，再做事。要求净化自己的德行，达到内心清明清正；要求举止良善，能显示自己的美好人格行为。
“慎身敬德”是修炼道德，以保其身。要求自觉践履，慎身慎政；要求和善友好，泽厚祈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每个人可以共通共享的因子。
清•乾隆《韩城县志》抢救整理工作告结后，笔者遂萌生让存贮在兰台档案内的“韩城鼎”成为一种“活”的文化的想法。在报请市政府同意后，组织专家对“春秋•韩城鼎”进行创意复原，开发出档案文化产品，奉献给社会，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到这一民族文化的精华。让历史说话、让档案说话，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弘扬民族传统美德，诫敕鞭朴，管束自己，驱使自己，让这一古老的文化印信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陕西司马迁史记博物馆馆长 秦忠明撰文）
附1、韩城鼎铭文隶定：
惟王九月乙亥，晋姜曰：余惟嗣朕先姑君晋邦，余不暇荒宁，经雍明德，宣邲我猷，用绍匹台（读yi）辟，敏扬厥光烈，虔不坠，鲁覃京师，乂我万民。嘉遗（读wei）我，锡卤积千两，勿废文侯显命。俾贯通弘，征繁汤榷，取厥吉金，用作宝尊鼎，用康柔绥怀远迩君子。晋姜用祈绰绾眉寿，作疐为亟，万年无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孙子，三寿是利。
附2、韩城鼎铭文词句大意：
在周平王九月乙亥这一天，晋侯夫人晋姜说：我继承我逝去的婆婆来管理晋国，我不敢安于逸乐，经常注意品德修养，慎重谋划事情。辅佐我的夫君晋侯，恭敬虔诚，发扬光大其事业，永不坠落。壮美我的京师，治理我的万民。晋侯嘉奖我，赏赐我食盐千两。我不会废弃晋侯尊贵的命令。我派人贯通道路，去征收繁汤的赋税，取得上好的铜料，用来铸成这件宝鼎，用“康乐和顺”以结交远近的君子。晋姜祈求“宽裕、广大、长寿”成为晋国的根底和准则。晋国万年无疆，祭祀不绝，永远保佑其子孙长寿。
附3、韩城鼎形制及铭文拓片：
康乐和顺韩城鼎 --传播“德”的礼器
题记：2014年，韩城市档案局与司马迁史记博物馆合作，对清•乾隆《韩城县志》进行抢救性整理，笔者参与其中，深深感悟到：档案作为一种凝结着一个民族价值趋向的文化载体,忠实地记录了社会生产、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内容和进程,存储了前人的知识、经验及教训,是一种宝。
清•乾隆《韩城县志》记载，北宋中叶韩城曾出土一尊青铜鼎器，学术界称“周•晋姜鼎”，亦称“春秋•韩城鼎”。藏于北宋宫廷宣和殿，失于“靖康之乱”文博大厄。其形制、铭文等最早见著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博古图》等古籍。北宋欧阳修、刘敞、杨元明最早对鼎铭文进行梳理,后有孙诒让、吴生、于省吾、郭沫若、陈连庆等学者相继述议。据王黼《博古图》所示，“韩城鼎”为附耳挂边，平沿外折，弧腹平底，下承三蹄足。腹部饰波曲纹, 颈部、足部饰兽面纹，有铭文有121个字。史著称：“其铭文款识条理，有《周书•誓诰》的文法，其纹饰也精妙绝伦，可谓一时之冠。”
鼎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印信。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鼎，作炊食器。而其真正发展的最高峰则出现在商代与周代时期。商代鼎为祭祀容器，周代鼎为立国重器，极具“高大、显赫、尊贵”之意。周代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会铸鼎，以旌功记绩。所以，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表现出浓厚的政治与文化特征，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鲜明标识。
标识黄河文化的历史信物
韩城历史久远。始于夏，夏商称雍州龙门。至于周，先为国，后为邑。西周为韩侯国、梁伯国、芮伯国。春秋初，称谓韩原。春秋至战国，始终处于秦晋共处与争夺的前沿，形成独具一格地域文化。
“韩城鼎”产生于春秋初期，器主为晋文侯夫人晋姜。其铭文叙述的是晋姜辅助晋文侯建功立业的事迹。晋姜是齐国宫廷女子、晋文侯夫人。晋文侯（公元前805年―746年）是晋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他辅佐周平王东迁，为东周初年的局势稳定作出重大贡献，深得周平王的倚重。在他统治时期，晋国迅速崛起，出现其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公元前757年，晋文侯灭“韩侯国”改称“韩原”。在春秋初至战国长达500年之间，灿烂的中原文化以他天然吸引力，为逐渐崛起的秦人提供向东东扩展的良机。韩城则始终处于秦人与晋人共处与争夺的前沿，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蕴育出韩城地域文化在陕西东府位居一格、率领风骚的地位。作为韩城现存最早的物资文化遗产，“春秋·韩城鼎”是秦晋文化交融碰撞后出现的一种个性文化色彩。铭文中“经雍明德”和“慎身敬德”的思想，为韩城地域文化形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价值。
传播周公“德之说”的礼器
周公“德之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较完整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其要义可以概括为“慎身勤政、慎政明刑”。这是为政之常理，但对身处高位、手握重权者来说，要自觉践履、始终以之，实属不易。因为人自身的本能、欲望与作为文化规范的“德”有所冲突：当人处于支配地位而又缺少外界压力与制约时，往往会放纵自己，凌虐他物。所以,周公诫之以“德之说”，对权势者行为引导与规范。要真正成为有道德文化的人，就必须以“德”规范自己、克制自己。这一简朴说教，在古老的华夏文明中广为传布，影响深远。
周公“德之说”思想最早见诸于铜器文，备受学界关注莫过西周早期大盂鼎、晚期毛公鼎和春秋初期韩城鼎。大盂鼎是周康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要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毛公鼎铭文是宣王对毛公的诰辞,其中要求毛公应“慎身勤政，慎政明刑”。韩城鼎铭文记载：晋姜辅助晋文侯“不暇荒宁，经雍明德，宣邲我猷，用绍匹台辟，敏扬厥光烈，虔不坠，鲁覃京师，乂我万民”。以及“康柔绥怀”、“绰绾眉寿”辞句和“自求多福”夙愿，为研究春秋政治与伦理思想提供重要历史史料。
“德之说”的基本理念
周公“德之说”思想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具有重要地位，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新局面。“德之说”基本理念有三：
第一是“自求多福”。意在引导人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人能享有多大的福、禄、寿，取决于自己的德行。这一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极具革命意义的伟大进步。
其次是“敬德保民”。“敬德”是对德保持敬畏之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保民就是保社稷、保国家。“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的核心是“根据民情、民意来治理国家”。
第三是“勤政无逸”。周公告诫必须勤于政事，反对逸乐，反对不作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要求官员不要把水当镜子，而要把老百姓的感受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镜子。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教育，很有启迪意义。
周公的德政思想，经春秋到西汉，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后来仁政思想的核心。在规范、引导人的社会行为上，周公“德之说”和儒家思想是同一思想大川上的源与流。从周公的“慎身敬德”，到孔子的“克己复礼”，再到孔子后学的“诚意慎独”，我们看到的是一条古圣先贤修炼道德、提升人性的思想之旅。
“德之说”与核心价值观
春秋·韩城鼎所传承的周公“德之说”思想，与当今的社会道德建设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
“韩城鼎”铭文中“经雍明德”、“慎身敬德”蕴含着为人之理，闪耀着民族文化、智慧与文明的璀璨光辉，为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职业道德、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经雍明德”是倡导先做人，再做事。要求净化自己的德行，达到内心清明清正；要求举止良善，能显示自己的美好人格行为。
“慎身敬德”是修炼道德，以保其身。要求自觉践履，慎身慎政；要求和善友好，泽厚祈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每个人可以共通共享的因子。
清•乾隆《韩城县志》抢救整理工作告结后，笔者遂萌生让存贮在兰台档案内的“韩城鼎”成为一种“活”的文化的想法。在报请市政府同意后，组织专家对“春秋•韩城鼎”进行创意复原，开发出档案文化产品，奉献给社会，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到这一民族文化的精华。让历史说话、让档案说话，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弘扬民族传统美德，诫敕鞭朴，管束自己，驱使自己，让这一古老的文化印信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陕西司马迁史记博物馆馆长 秦忠明撰文）
附1、韩城鼎铭文隶定：
惟王九月乙亥，晋姜曰：余惟嗣朕先姑君晋邦，余不暇荒宁，经雍明德，宣邲我猷，用绍匹台（读yi）辟，敏扬厥光烈，虔不坠，鲁覃京师，乂我万民。嘉遗（读wei）我，锡卤积千两，勿废文侯显命。俾贯通弘，征繁汤榷，取厥吉金，用作宝尊鼎，用康柔绥怀远迩君子。晋姜用祈绰绾眉寿，作疐为亟，万年无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孙子，三寿是利。
附2、韩城鼎铭文词句大意：
在周平王九月乙亥这一天，晋侯夫人晋姜说：我继承我逝去的婆婆来管理晋国，我不敢安于逸乐，经常注意品德修养，慎重谋划事情。辅佐我的夫君晋侯，恭敬虔诚，发扬光大其事业，永不坠落。壮美我的京师，治理我的万民。晋侯嘉奖我，赏赐我食盐千两。我不会废弃晋侯尊贵的命令。我派人贯通道路，去征收繁汤的赋税，取得上好的铜料，用来铸成这件宝鼎，用“康乐和顺”以结交远近的君子。晋姜祈求“宽裕、广大、长寿”成为晋国的根底和准则。晋国万年无疆，祭祀不绝，永远保佑其子孙长寿。
附3、韩城鼎形制及铭文拓片：